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伸手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扇耳光，这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会议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也愤然离开了会场。

    陈再道挨了打，仍是据理进行申辩，他说，如果我搞“兵变”，总不能没有几个人吧，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等人恶狼似地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陈再道的帽徽、领章，接着乂是一阵拳打脚踢。

    周恩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当即制止了吴法宪的行动。

    而江青却在事后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当时，陈再道看见康生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心里想，康生年岁大，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如果他能讲一讲话，也许能让会议秩序好一点。

    出于这种动机，陈再道就大声喊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没想到，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那张老脸拉长了，恶狠狠地训斥陈再道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不说则罢，一说就定死罪。经过康生这么一说，陈再道成了叛党分子了，毛泽东称陈再道为“同志”的意思，也随着康生的解释完全变了样儿。

    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斗争会，一直开到夜幕降临还没有散。

    本来，按照毛泽东的批语，根本用不着开会进行这样的“讨论”。林彪、江青等人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要进行一次政治测验，看一看在党内、军内还有谁再敢反对他们推行的路线。如果有谁胆敢再站出来反对，其下场就会和陈再道一样，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斗争会后，林彪一伙为挖出陈再道的“黑后台”，唆使蒯大富一批造反派，抄了徐向前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后来，在周恩来的强令之下，才把抢走的文件全部退回。

    7月26口的斗争会，给林彪、江青等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可以随意兴风作浪了。于是，他们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宣传工具，使“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流很快在全国备地蔓延开来。一时间，陈再道的名字，成了“军内一小撮”的代名词，到处都在揪“李再道”、“赵再道”……

    当时全国的男女老少，几乎都知道了陈再道的名字，真可谓一夜之间“大名远扬”。

    “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等人蓄谋已久的行动。早在1967年1月10日，也就是在上海“一月风暴”前夕，关锋、王力等人在某些人的授意下，就摇动着笔杆子，写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林彪看了这个报告后，挥笔枇上了“完全同意”四个字。

    接着，林彪为了补充这个报告，并借机显露他宝贝儿子的独到见解和“天才”，又让林立果写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进一步为乱军夺权造舆论。

    与此同时，林彪还让吴法宪作好准备，“把要揪的人的名单和材料，交给在北京串连的军队院校的学生，由学生们去揪。”

    林彪、江青等人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妄图在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同时，再打倒一大批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以便把党政军大权统统夺到手。

    他们在处理武汉问题上，从开始就有意给武汉军区出难题，到后来制造出“7·20事件”，就是为了先打开一个突破口，尔后再趁势揪出“军内一小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