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王力在回京的飞机上，就对北航“红旗”的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内一小撮’问题了。”可见其“揪军内一小撮”的心情是多么急切！

    同一天，林立果等人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以“红尖兵”为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接着，《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报刊，以声讨“7·20事件”和“揪军内一撮”为主要内容，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息、社论、评论、文章、照片。有人作过统计，从7月26日到8月28口，仅《人民日报》一家报纸就发表、转载：22篇社论。最多的一天，登了四篇文章。

    不仅如此，中央文革小组还下达了硬指标，要求新闻电影制片厂，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拷贝”，把《北京支持你》搞出来。新影厂怎敢怠慢，到8月6日，他们把这部片子赶制出来了，用专机送到武汉进行了首映。

    所有这些，在我党的新闻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7月27日，林彪、沈青等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这样说道：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发出这封信的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武汉军区领导班子，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空的刘丰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8月8日，林彪下令派一架专机，把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以及连升三级的刘丰等人接到了北京。这些人到达北京以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等人，曾先后两次接见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事后，他们整理了《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这是一份赤裸裸的反军和武斗的纲领，其中说道：

    “武汉出现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得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

    “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7·20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

    “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

    从7月21日开始，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就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和“改组人武部”等口号，疯狂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那些造反派头头们，犹如一群逐臭的苍蝇，平时到处乱闯乱撞，一闻到适应的味道，便急急忙忙地行动起来。

    欢迎大会之后，蒯大富立即在清华大学召集各地造反派的头目100多人，开了一个“目前形势分析会”。

    会上，蒯大富传达了林彪、王力在天安门上的“指示”，声称现在要解决军队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态。

    跑到武汉煽风点火的北航“红旗”的造反派立即传达关锋、王力的“指示”，公开地叫嚣：“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是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中央用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气魄处理陈再道制造的‘7·20事件’，就是这个转折的标志。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

    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小组还向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当面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武汉的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