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组织，派出一批人马到各地去介绍、推广同军内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武汉的造反派接受“任务”后，先后派出了几万人次，到全国各地介绍经验，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林彪、江青等掀起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迅速地波及到了全国各地，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些老帅、老将军的家被抄，各地部队系统的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戴上了“军内走资派”的帽子，被任意批斗、监禁、迫害。甚至连公社人武干部、大队民兵干部，也被打成了“陈再道式的小人物”。

    “7·20事件”中上街游行的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了“叛军”。林彪亲自下达命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亦被武装押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在“7·20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余人。仅武汉市就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万多人。如果加上1968年和1969年造反派之间进行武斗的伤亡人数，那就更加骇人听闻了。

    林彪面对各地武斗升级及“全面内战”的局势，又发挥他的特有“才能”，总结出了“打”的“四种情况”，即：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

    依林彪的意思，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报复；坏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惩罚。总而言之一句话，打，狠狠地打。

    就在林彪、江青等人最得意、最猖狂的时候，毛泽东出来说话了，他严厉地批评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制止了正在全中国蔓延的反军恶流。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关锋主持起草、王力看过以后经陈伯达签发的两篇社论，内容都是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毛泽东看过这两篇社论时已是10天以后了，他感到震惊和愤怒，当即批示这两篇社论是“大毒草”。

    同时，在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上，毛泽东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批示“不用”两个字，退给了林彪的办公室。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林彪、江青等人慌作一团。

    叶群把毛泽东退回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了保险柜。然后，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明“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江青和康生也找到了“理由”。他们先说《红旗》上发表的两篇社论，是陈伯达负责签发的，主要责任在陈伯达身上。

    后来，毛泽东要追究责任，他们又觉得推到陈伯达身上不妥，江青便改变口气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是下面人干的。

    而康生更是出尔反尔，赖得一干二净。他说在请示毛主席时，毛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就没有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声称“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王力等人私自提出来的。

    就这样，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喽罗被打成了“变色龙”、“小爬虫”，被关进了监狱。

    丢卒保车。

    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径令人憎恨，其下场也是可悲的。所以有人说：凡是当狗、当枪的人最终多是当替罪羊，没有几个好下场的。古今如此。

    陈再道记事起，就常听大人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

    陈再道相信这句话。

    1971年9月，林彪等人摔死在异国；1976年10月，“四人帮”成为阶下囚。而陈再道和一大批老将军们终于获得解放。

    陈再道在高兴之余，想起了当年的“7·20事件”，想起了曾遭迫害的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