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和腐败的政府。他们相信，在此关头，对一个已经是完蛋了的政府作进一步的援助，将是没有用处的。他们觉得目前的局势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暂时我们应该采取旁观的政策。

    美国当局对李宗仁态度的改变，最初源于李与苏联大使罗申的接触。当时，中外人士普遍过高地估计了莫斯科对中共的影响力，李宗仁也不例外，他一上台就立即约见罗申，请求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调停国共之间的内战。罗申当然不会忘记应抓住一切机会削弱美国在华势力，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草案：

    一、中国在将来的任何国际冲突中严守中立；

    二、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

    三、建立中国和苏联间真正合作的基础。

    随后，罗申携草案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李宗仁天真地认为美国当局会容忍他“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谁知美国当局竟于1月23日派人拜会司徒雷登，要求美国发表一个支持李宗仁的声明，并将与罗申商定的三点协议草案和盘托出。

    司徒雷登听得目瞪口呆。李宗仁的代表一个劲儿地解释：“只有莫斯科才能阻止中共的军事行动，答应罗申的条件是权宜之计，请大使先生并华府当局理解我们的艰难处境，我们绝不会在事实上损害美国盟友的利益。”

    当司徒雷登将这一情况报告国务卿时，艾奇逊回电说：“李宗仁为了达到加强他地位的目的，要求一个支持他的美国声明，而同时他和苏联商谈的协议草案，却要从中国消除美国影响，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美国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终于认识到他们曾寄予厚望的“代总统”实际上是一个摆设，根本就起不了作用。于是渐渐疏远了他，并最终中止了对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美国大使馆驻广州的临时代办曾致电华盛顿：

    我曾认为李宗仁可能成为有能力的领袖人物，现在我逐渐改变那种看法了……中国人在期望美国对国民党作进一步的投资以前，必须表示对共产党的扩张能够予以有效的抵抗。在每一种情况下，我所获得的印象是：中国如果没有外来的援助，就完全不可能对付目前的局势。换一句话说，扭转中国局势的唯一办法，将是如国务院所说的，需要使“大量美军于实际战斗中，而这是违反我们传统政策和我们国家利益的”。

    从那时起，美国对国民党已经彻底绝望了。司徒雷登奉令直接与中共进行试探性接触，以承认新中国为条件，妄图换取新中国在外交上不要向苏联一边倒。

    这就是司徒雷登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时，仍留在大使馆的原因。

    而那时，包括苏联大使罗申在内的几乎所有外国使节，均随国民政府迁往了广州。司徒雷登是唯一的例外。

    国内和平谈判

    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毛泽东同他谈了三天，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民族、宗教等面面俱到，其中心是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和政策方针。

    对国际、国内要求中国恢复和谈的呼声和建议，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同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南京方面举行和谈，谈不成，人民解放军立即过江；谈成了，人民解放军也要过江。”

    至此，莫斯科已经摸清了中共对和谈的态度，于是打消了充当国共和谈调解人的念头。与此同时，美、英、法三国也先后拒绝了南京当局要求各大国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邀请。

    李宗仁在四大国拒绝当调解人的情况下，只得依靠国内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和谈。他先后支持南京、上海的所谓“人民和平代表团”飞赴北平，“帮助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搭桥”。

    代表团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