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法令，--至少它对机关是没有约束力的）。上海的俄侨高兴得不得了。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想带多少东西就带多少东西，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他们带了小汽车走，这对祖国会有用的），在苏联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工作当然是完全按自己的专业。从上海把他们装上了轮船。轮船的命运就已经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轮船上不知为什么完全不供伙食。从纳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个主要递解站）下船以后的命运也是各不相同。几乎把所有的人都装上了货运列车，像犯人一样，只是还没有严格的押解队和警犬。有的给运到适于居住的地方，运到城市，真的让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另一些用列车直接送到劳改营，在外伏尔加地区的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卸下来，搬着白色大钢琴和花篮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从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幸存的远东归侨一股脑儿都被关了进去。

    当我还是九岁的孩子的时候，对于读当时在我国书亭里随便实的B?B?舒利金的蓝皮小书的兴趣，超过读儒勒?凡尔纳。这是从那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世界来的声音，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象力也不能推测到，过了还不到二十年，作者和我的脚步会以看不见的虚线在大卢宾卡的无声走廊里交叉起来。诚然，我同他本人相遇不是在当时而是再过二十年以后，但四五年春天我有时间仔细观察许多年老的和年轻的流亡分子。

    我同博尔希骑兵大尉和马里尤什金上校一起作过体格检查，他们皱巴巴的暗黄色赤裸身体的惨相永远留在我的眼前，那已经不是活人的肉体而是两具干尸。他们是在快进棺材前被捕的，从几千公里以外把他们押到了莫斯科，这里，在一九四五年，以最郑重其事的方式对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苏维埃政权活动进行了侦查！

    侦查和审判方面的不合理现象成堆，我们对这些已经看得很习惯了，以至不再去区别它们的等级。这个骑兵大尉和这个上校是沙俄军队的基干军人。当电报传来消息说在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时候，他们两人的年纪都已四十开外，他们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在军队里已经服务了二十年，现在硬着头皮（也许在心里暗暗说：quot;滚蛋吧！垮台吧！quot;）又向临时政府宣了誓。此外没有旁人要求他们向别的什么方面宣誓效忠，因为军队都瓦解了。他们不喜欢当时那种撕肩章、杀军官的秩序，他们自然要同其他军官联合起来为反对这种秩序而战斗，而红军自然也就要和他们打，并把他们赶到海里。但是在法律思想即使有些萌芽的国家里，-一有什么理由去审判他们，何况还是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期间他们一直当老百姓，马里尤什金直到被捕也没做过什么事，博尔希诚然是在奥地利的哥萨克辎重队里抓到的，但明明不是在武装部队里，而是在辎重队的老人和妇女中间。）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在我们的司法中心，他们被控犯有；以颠覆工农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武装侵入苏维埃领土（就是说，当有人在彼得格勒把俄国宣布为苏维埃的时候，他们没有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帮助国际资产阶级（他们梦里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在各种反革命政府任职（就是在他们一生从属的那些将军手下任职）。第五十八条的所有这些分条（l、2、4、13）都是属于一九二六年，即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六七年才通过的刑法典的内容！（法律追溯效力的经典的和丧尽天良的范例）此外法典第二条指明，它只适用于在苏俄领土上拘捕的公民。但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铁手从欧亚所有国家里把十足的非公民一个个地揪了出来。关于时效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时效有一条灵活规定，即它不适用于第五十八条（quot;为什么要算老帐呀？……quot;），时效只适用于那些消灭本国同胞比整个国内战争所消灭的多出许多倍的自己家里培养的刽子手。

    马里尤什金对过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