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头，才使一条合乎需要的路线得到明确、完善和固定，才做到使辩护与检察长和法院步调一致，使受审人同他们三者步调一致，使所有群众性决议同他们全体步调一致啊！

    彻底考察这个多年的历程，是史学家的一项高尚任务。而我们在那一片玫瑰色的迷雾中怎样才能摸出头绪？询问谁呀？被枪毙了的人不会讲，失散了的人们也不会讲。无论被告，无论律师，无论押解人员，无论旁听者，即使他们还活着，也不会允许我们去寻找。

    因此，很明显，能给我们帮助的只有公诉。

    几位好事者惠赐我们一本没有销毁掉的书，这是激烈的革命家、第一任工农军事人民委员、红军总司令、司法人民委员部非常法院司的创始人（还曾给他准备了一个quot;保民官quot;的专有职位，但列宁取消了这个名词）、历次重大案件的光荣公诉人、而后来是被揭穿了的凶恶的人民公敌11?B?克雷连科的公诉词集声如果我们还是想对历次公开审判做一次简略的考察，如果我们还是想去吸一口革命后最初几年的司法空气-一我们应当读读这本开别的办法没有。凡是没有提到的，凡是外地的情况，只能靠思想去补足。

    当然，我们更愿意看到那些审判的速记记录，听到那些最初的被告和最初的律师的凄厉悲怆的声音，那时谁也还没有预见到，所有这一切将依着怎样的铁面无情的顺序，连同这些革命法庭工作人员一起被吞咽下去。

    然而，克雷连科解释说，quot;由于若干技术卜的老虎quot;不便发表这些速记记录（第四页），方便的只是出版他的公诉词以及那些当时已经同公诉人要求完全符合的法庭判决书。

    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的档案（一九二三年以前），据说是quot;远非那么井井有序…??老干案件的速记记录写得那么不清楚，以至不得不或者整页整页地抹掉，或者凭记忆来恢复原文quot;。（！）而quot;若干特大案件（其中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案、海军上将夏斯特内案）审判时根本没有作速记记录quot;（第四--五页）。

    奇怪。审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非区区小事--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起点--向治国的一党制的过渡。而且枪毙了不少人。可是却没有作速记记录。

    还有一九一九年的quot;军事阴谋quot;，这个阴谋是quot;全俄肃反委员会依非司法制裁程序加以扑灭的quot;（第七页），这就更加quot;证明了它的存在quot;（第四十四页）。（此案总共逮捕了一千人以上--难道能对所有的人都搞一次审判吗？）

    这样，谁有本事把那些年的司法审判有条有理地讲清楚？……

    但是，一些重要原则我们还是能搞清楚的。例如，最高公诉人告诉我们，全俄中执委有权干预任何一个司法案件。quot;全俄中执委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行决定赦免或处决（第十三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八例如，把六个月的判决改判为十年（读者明白，办这事并不要全俄中执会开会，而是例如由斯维尔德洛夫在办公室里在判决书上改几个字）。克雷连科解释说，所有这些，quot;使我们的制度优于虚伪的分权理论quot;，（第十四页）优于司法权独立的理论。（不错，斯维尔德洛夫也说过：quot;我们这里立法权和执法权不象西方那样截然分开，这很好。一切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quot;特别是打电话处理。）

    克雷连科在那些法庭上的讲话中，对于苏维埃法院的一般任务作了更加坦率更加明确的表述：法院quot;同时是法的创造者（黑体是克雷连科改的）……又是政治的工具quot;（第三页，黑体是我改的--作者）。

    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