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就是我们的畸形人之家。这儿是出工站队的地方。纳波里娜娘的塔式起重机就是沿这条线移动的。M?在这里溜进了贝尔沙德尔的房子。现在人们在柏油地面的院子里走路、散步、谈论琐事，他们哪里知道是走在尸骨堆上，是踩在我们的回忆上。他们不能想象，这个离市中心坐车不过走二十分钟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而是野蛮的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它与诺里尔斯克及科雷马比与莫斯科还联系得紧密。但是现在连我也不能爬上我们以前曾大摇大摆地来往的屋顶了，不能进入我漆过门窗铺过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样背起手在营区内踱来踱去。只当自己现在仍是不能出去的，只准从这里走到这里，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里去。现在已经没有界墙隔着的涅斯库奇内公园里的那些原来的树木向我作证说，它们还记得一切，记得我；一切确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线往返的散步方式来回走着，到尽头就向后转。走着走着，今日生活中的一切复杂问题都像蜡似地开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个流氓：沿着楼梯跑上去，在离营长办公室还有一截楼梯的拐角处的白色窗台上写了一行黑字：quot;第十二劳改工段quot;。

    经过的人会读到，也许会沉思的。

    我们虽然也是杂役，但是属于生产杂役之列。我们的房间不是主要的，在我们头顶上还有同样的一间，那里住的是营区杂役，由会计所罗莫诺夫、仓库管理员贝尔沙德尔、派工员布尔施泰因组成的三头执政从那里掌管着我们的劳改营。此项人事更动就是由他们决定的：撤销帕夫洛夫的生产主任职务，由K接替。于是这位新总理就于某月某日迁进了我们这个房间（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劳改营去了，不管他怎么巴结讨好）。他们对我也没有容忍多久：轰出了定额室，也轰出了这间卧室。（在劳改营里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quot;小车厢quot;里的铺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暂时留在这里的日子，有过对K进行过观察的时间。此人相当不错地为我们的小模型补充了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变种。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库科斯，三十五岁的会打算盘捞好处的商人（所谓quot;卓越的组织者quot;），专业是建筑工程师（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专业上很少表现，成天只是拉拉计算尺）。根据八月七日法令被判十年，已经蹲了三年；完全适应了劳改营的环境，觉得和在外面一样地不受拘束。他好像完全没有被派去做一般劳动的危险。他对于那些命该从事一般劳动的碌碌众生更没有任何怜悯的意思。他属于这样一类犯人，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犯人说来比群岛的残忍成癖的主子们的行为更可怕：只要卡住你的喉咙，他是不会放手的，不会让你偷闲的。为了能从犯人身上多榨出东西，他拼命要求减少犯人口粮（加强伙食的等级差别）、取消探监、把不中意的犯人递解外地。劳改营的和生产的领导都一样对他很赏识。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手段显然都是他进劳改营以前早已用惯了的。在外面他就学会了这样领导，他的领导方法拿到劳改营里来原来正合适。

    相似性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我很快注意到库科斯很像我见过的什么人。像谁呢？是了，像列昂尼德?泽-夫，我在卢宾卡的同监室的难友！主要不是外表，那个像野猪，这个身材匀称，高个，绅士派头。但是放在一起他们就能让我们通过他俩看到整整一批人--为了更快地踢开和大批镇压旧quot;专家quot;，曾经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出现的第一批自己的新型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终于到来了--苏维埃高等技术院校的第一批毕业生！作为工程师，他们连给旧时代培养的工程师提鞋的资格也不够，无论按技术知识的广度还是按专业的本领以及对工作的热爱。（甚至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