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稀少，其原因是不是正在于此呢？不错，确是稀少的，虽然凡蹲过劳改营的大约都会记得个把次自杀事件。但是记得更多的是逃亡。逃亡肯定比自杀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热心家们可能会夸我两句：我在奉行乐观主义路线了。）自残肢体事件也远远多于自杀！--但是这也属于热爱生活的行为。这是很简单的计算：牺牲局部以挽救整体。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劳改营中的自杀率，按千人统计，低于狱外。当然，我没法进行核实。

    斯克里普尼科娃记得，一九三一年在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在女厕所里上吊死了，时间偏偏是在宣布释放他的那一天！也许是由于对当时狱外社会的厌恶？（两年以前他的妻子抛弃了他，但他那时候却没有自缢。）还有，设计师沃罗诺夫在布列波洛姆劳改营本部的俱乐部里上吊自杀。--服第二次刑期的共产党员，党务干部阿拉莫维奇一九四七年在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机械厂的阁楼上自缢身死。--被逼到完全绝望地步的、而更主要是一辈子对我们的残忍性没有做过准备的一群立陶宛人，战争年代在克拉斯拉格面对面地走向持枪的士兵，以期被他们开枪打死。--一九四九年在沃林州的弗拉基米尔市的侦查监室里，一个被侦讯吓傻了的小青年已经上了吊，可是被巴拉纽克解了下来。--在卡卢加关卡，一个躺在卫生所住院处的前拉脱维亚军官偷偷沿着还没有完工、无人居住的大楼的楼梯爬上去。一个犯人身份的女护士发现了他，连忙追赶。她在六楼凉台追上了他，抓住了他的袍子。自杀者甩掉袍子，穿着内衣急速地跨进了虚空--在阳光明媚的夏日的卡卢加大街上熙来攘往的行人们的注视下，像白色闪电似地划过天空。--德国女共产党员艾米听到丈夫的死讯后，从工棚里不穿外衣走到严寒的露天，为了使自己感冒。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的英国人凯利以高超的技术，在监室开着门、看守站在门洞里的情况下，割断了自己的静脉管。（他使用的工具是从洗脸地上剥落的一块瓷釉。凯利把它藏在一只鞋里，鞋子放在床边。凯利把被角从床上拖下来盖住鞋，取出瓷釉，在被子下面割断了手上的静脉。）

    我再说一遍，还有许多人能说出类似的事件，但对于几千万服过刑的人来说，总数毕竟是不多的。即使从这些例子里也可以看出，自杀事件中外国人和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占很大比重：落入群岛对他们的打击比对我们沉重，所以他们要寻短见。再就是忠诚分子（但不是死硬分子）也占很大比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脑子里一定是整个混乱了，不停地嗡嗡响。他们怎么受得了？（通过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quot;共产主义事业quot;的波兰贵族佐霞?扎列斯卡在侦讯期间三次自杀：自缢--被人解下来；割静脉--被人阻止；跳上七楼的窗台--正打瞌睡的侦查员及时抓住了她的连衣裙。三次把她救下来，目的是好把她拉夫枪毙。）

    对自杀一般地该怎样正确地解释？安斯?伯恩斯坦坚持说，自杀者完全不是懦夫，自杀需要极大的意志力。他自己曾用绷带拧成绳子，卷起双腿，想把自己缢死。但是每当眼睛里出现了绿色的圆圈，耳朵里鸣响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脚放到地上。最后一次试验，绳子断了--他感到庆幸，因为自己还活着。

    我不争辩。也许即使绝望到了顶点，要自杀也还是需要拿出意志力的。在很长的时间内，我恐怕根本不会对这件事谈什么看法。我一向确信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但不太久以前，我曾度过几个愁云密布的月份，当时我觉得我终生的事业全完了，特别是如果我活下去的话。我现在清楚地记得这种对生活的厌恶，这种时而泛起的quot;死比活着容易quot;的感觉。据我看，在这种状态下继续活下去比死需要更坚强的意志。但或许不同的人处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