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重型化运动
杰克·韦尔奇的“第一第二”战略。李荣融说,“国家给三年时间,必须成为各行业的前三名,自己找对象,达不到的就要调整,不是你调就是我调。“国资委的强势出现,表明中央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新型管理制度终于成型,自1978年以来的”机制放活、体制创新“两大改革主题宣告完成。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相关新闻是,就在国资委成立的3月份,在中国企业改革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国务院体改办被撤销,其人员并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改部门的变迁:1982年5月,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列入国务院部委序列,成为指导全国企业改革的最重要的政府部门。1998年3月,体改委降级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同时,虚设一个国家体改委,由总理兼任,有关部长任委员。2003年3月,随着国资委的成立,国务院体改办被正式撤销。
国资委的成立及相关政策的出台,表明在决策人士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理想”中的企业格局:靠“轻小集加”在产业下游的完全竞争领域起家的民营企业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大型国有企业则全盘控制上游的若干垄断型行业,如此“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然而,现实的世界却不可能这样“计划”。就在“第二次重工业化”成为共识的同时,在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重型化的路径到底该如何选择。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在经济结构向重型化转化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调整主体的作用,因为其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了政府必然要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同时,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因为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资源。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应该发挥市场的力量,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现在政府在那里纷纷投资、纷纷参与是不对的。与学界的争论相呼应的是,2003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出现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重型化运动”。
这年3月,41岁的戴国芳站在长江南岸的长堤上,用带着浓重苏南口音的普通话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项。”同时说这话的时候,兴奋得像一个已经把奖杯抢到怀里的大孩子。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和第三。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戴国芳计划在长江边上建造一个年产840万吨的大钢铁厂。
这是一个从蒿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他出生在江苏常州市一个叫渎南村的小村庄。12岁那年,因家里实在是太贫穷,只好辍学去谋生,第一份工作就是捡废铜烂铁。他在商业上似乎有特别的天赋,在稍稍积攒了一点钱后,他就去买了一台压块的机器,将收来的碎铁压成铁块,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铁本”之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到2000年前后,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270亩,拥有1000多名工人,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身价为2.2亿元。
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钢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铁本厂的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这样的景象天天出现。按戴国芳的估算,中国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5-6年,他决定新建一个更大的钢铁厂。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情支持。常州与苏州、无锡并称“苏锡常”,但大型企业却是一条短腿。谁都知道,钢铁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常州的梦想。在常州的很多官员看来,戴国芳是一个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他面容消瘦,沉默寡言,平生没有任何爱好,只是整天窝在工厂里,和技术人员共同切磋。他是当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