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大概是对方认为已经摸清了我们的底，没有必要再玩这种文字游戏了。

    在我们对西藏当局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同时，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也通过多种渠道，向西藏当局剀切晓喻中央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和决心。1950年5月9日，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喜饶嘉措大师发表广播讲话，敦促西藏当局速派代表团赴京进行和平谈判。7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了包括达赖胞兄当才活佛在内的劝和代表团赴藏。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在该团出发前于西宁接见了全体成员，向大家详细阐述了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他对西藏当局的殷切期望。在此之前，我有关部门还曾派出人员以商人身份秘密入藏，带去我西北军政负责人致西藏地方政府的函件。但是，这些努力都未得到西藏当局的响应。劝和团入藏后，有些成员竟遭囚禁。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在给青海省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中，竟称“中藏关系”是“檀越”(即施主)与寺庙的关系。

    尽管西藏当局对中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号召始终置若罔闻，尽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向西藏进军，中央仍不愿轻易向西藏用兵，仍未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1950年8月31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西康西部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希望印度政府协助仍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平谈判。9月上、中旬，我驻印度大使馆负责人又先后当面通知西藏地方代表团，务于9月内赶到北京，否则，该团应负延宕之责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在帝国主义的挑唆阻挠下，西藏当局对中央的警告仍然置之不理。

    双方交战，不斩来使。这是自古形成的一条战争定例。

    然而，我方派出的和谈代表却不断遭到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挡、拘禁和杀害。

    同时，西藏派出的和谈“代表团”也滞留于印度，犹如腿上系上两块沉重的巨石：噶厦中的亲帝国主义势力和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不再向前迈进一步。

    1950年初，噶厦政府在向美、英、印、尼四国派遣“亲善使团”的同时，也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目的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独立”主张。因受到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英美等国不愿接待这些使团，噶厦只有将“亲善使团”中途召回。但派往北京的“代表团”仍于3月抵达印度新德里。

    在这个3人组成的“代表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此人于1963年写成《西藏政治史》一书，因宣传分裂主张而臭名昭著。夏格巴还是一个顽固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这个“代表团”于3月15日致函我有关办事机构，宣称“西藏独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答复说，该代表团只能以旧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欢迎他们到北京来。

    但是，他们制造借口，滞留印度，同英美帝国主义暗中勾结，继续进行背叛祖国的活动。

    另一方面，噶厦政府从印度购买了大批军火，准备和解放军决战。

    位于中国和锡金边境的帕里宗宗本雪康·索朗达吉对此有深刻记忆。

    藏历铁虎年(1950年)2月20日左右，雪康收到噶厦的命令：“政府已从印度政府买妥一批军火，命你于藏历3月1日准时亲赴锡金接收。到彼后与锡金总督大臣海叶商讨运藏事宜。你须立即筹运出，途中不得丢失、损坏和延误。按惯例从荡金至亚东的运费英镑1万元，已由噶伦堡的拉萨商人察珠仓之子汇兑彼处，到时前往领取。武器运到亚东之后，立即移交给亚东总管邦达的代理人负责运送。有关向江孜运送之事宜，已给亚东总管代理人另有指令。给你所派的两名助理是由上下亚东各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