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的信徒，托他们赶回甘孜报信的。格达活佛遇害的噩耗令我和天宝同志无比悲痛。先遣支队的全体官兵也无不义愤填膺；誓为格达活佛报仇。

    格达活佛遇害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处于一种震惊和悲愤之中。邓小平提出关于格达治丧问题的四项办法：

    (一)责成而庚省人民政府负责办理格达身后事宜；

    (二)委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张国华代表本会致祭；

    (三)拨治丧费一千万元(旧币)；

    (四)在渝举行追悼会，责成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进行筹备事宜。

    在重庆，邓小平等八百余人参加了历时三个多小时的追悼大会。刘伯承写了三幅挽联，悼念格达。

    西康省人民政府拨治丧费一千万元(旧币)，分别在雅安、康定、西昌三地同时举行追导悼会。并在白利寺为格达建立塔墓，以资纪念。

    十八军也在甘孜举行了有近两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并举行公祭，全体列队举行绕灵仪式，群众反响极大。有人献上这样一幅挽联：

    为真理，身披袈裟入险境，纵出师未捷身先死，堪称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桨渡金沙，虽长使英雄泪满襟，终庆康藏新生。

    后来，毛泽东把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连同100包藏茶，委派中央访问团和西南访问团直接送到白利寺，并慰问了格达活佛的亲属。

    格达活佛被害事件，是西藏地方当局坚持分裂祖国反动立场的一次大暴露。为了阻止我军进藏，他们费尽心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拙劣表演。在国际上，他们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继续制造西藏“独立”的舆论。对于中央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他们采取了两面应付的手法：一方面，不公开拒绝谈判，于2月间派出一个“和谈代表团”，但却绕道印度，于4月初抵达加尔各答后，即长期滞留印度，虽经我驻印度使馆一再催促，却始终不去北京谈判，暗中则与帝国主义势力紧密勾结，企图拖延时日坐观时局变化；另一方面，则加紧扩军备战，将藏军原来14个代本扩充为1了个代本，并将其大部及征调的部分土兵约8000人，部署于昌都及周围地区，妄图凭金沙江之险，阻我军于江东。

    西藏当局不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央谈判，却企图与我先遣部队建立某种“对话”关系，借此摸我们的底。6月8日，师部的同志收到昌都总督、噶伦拉鲁·次旺多吉送来的一信：

    甘孜

    解放军师长、委员鉴：

    遥闻二公已莅甘孜执行新政，实感庆慰。中藏情感仍应继续增进，彼此边疆尤须照旧维持和平。并望回示，借作准则，是所至盼，顺颂祺祉。

    西藏边使噶伦拉鲁

    藏历铁虎年四月初九日

    信写得文绉绉的，语气似也“客气”。可是他的“原则”立场却毫不含糊：把中央同西藏地方的关系称为“中藏关系”，把金沙江作为“彼此边疆”，自称“西藏边使”，完全是两国之间办外交的口气，看了令人又生气又好笑。师长对天宝同志说：“这是明目张胆地闹独立，就凭他这一封信，我们就师出有名了。”稍后，郄晋武和杨军同志在邓柯也先后收到拉鲁和藏军第3代本主官牟霞的来信，都是一个调子。经报请西南军区审查批准，师部分别写了回信，信中主要根据西南局制定的“十条”精神，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明白昭示：我各路进藏大军，业已准备就绪，正待命西进；昌都地方政府和驻昌都地区藏军有协助我军之责；希望他们认清时局，顺应潮流，择善而行，共襄义举，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我们虽然批驳了拉鲁等人的谬论，但措辞还是比较委婉的，体现了待之以礼、以理服人的精神。但我们的信送出后即再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