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令其停车，它却加大油门跑了。侦察员们朝着逃跑的汽车开了几枪，引起周围一阵惊慌。也不知从哪里射来几发子弹，带着尖利叫声打在我们身边。我一看周围全是水泥地面，没法修工事。我们不足20人，万一遭到残敌偷袭就十分危险。我要地下党同志赶快找一幢大楼作依托。他连连敲了几家大门都没有敲开。最后在旁边一条街上，经地下党同志再三说明情况，才敲开一家电力公司大楼的大门。我们立即闪了进去，侦察员在大门两边埋伏下来，严密监视外面的情况。10多分钟后，我看街上已无异常情况，立即开车往回走。

    到了林森路向南拐弯的地方，又开来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五个穿便衣带武器的人。凭着多年侦察工作的经验，我断定他们有问题，我跨在车门边向车上侦察员作了个下车的手势，然后命令对方停车。对方也气势汹汹要我们停车。我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反问我们是什么人。我说我们是解放军，他们也说他们是解放军。我问他们是哪部分的，他们也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我们是华东野战军，他说他们是“华东挺进纵队”。我一听忍不住冷笑了一下，此时进入南京的除了35军的部队，哪有什么“挺进纵队”！一听这番号就肯定是假的。我厉声道：“少口罗嗦，投降吧！”他们坐后排的一个人突然开了枪。侦察员们一阵射击，“挺进纵队”都倒下了，一死两伤，司机也受了伤。他们这才老实招供，是留下来搞破坏的特务。

    这是我们侦察队进入南京与敌第二次交火，拿侦察员们话说，“小菜两碟”。

    大约晚上11点，我们在挹江门碰上了104师的先头部队，约有个把连的样子。我简单向他们介绍了城里情况，立即返回下关准备迎接我师部队。

    23日早上约7点，南京维持治安委员会的同志，带来两辆国大使馆武官处的吉普，要我们立即上车，去山西路处理一座“即将被敌特引爆的弹药库”。我赶去一查，并非弹药库而是军需库。往回返途经美国大使馆附近时，车上的使馆工作人员停下车邀请我们进去坐坐，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想见见我，和我谈谈。我按战前学习的有关规定回答道：“我不知道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住在中国的侨民。”他生气了，说：“那就请你们下车！我们要回去吃早饭。”我觉得这样下车丢了面子。于是严肃地说：“我们也没吃早饭。你们是维持治安委员会派来协助我们执行任务的，从哪里把我们接来，就应该把我们送回哪里去。否则出了问题，你们要承担责任。”美国人摇摇头，只得继续开车送我们回下关。

    就在往回返的路上，我看见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进城。他们迈着整齐步伐从街上列队走过。南京群众，特别是工人、学生涌上街头夹道欢迎。他们不断高呼着欢庆南京解放的口号。这时的时间是1949年4月23日9点多。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3日早晨，从明孝陵机场匆匆乘飞机飞往桂林，逃之夭夭。国民党一时间群龙无首，军警逃光了，机关走净了，路旁的墙上、电线杆上、门板上，到处涂满了留言启事：王团长今到杭州，吾妻王美娟上海找我；三大队到宜兴集合……真是兵荒马乱，不一而足。

    4月23日，对南京人民来说，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粟裕考虑到南京是敌人重点守备的地区，为了减少伤亡，确保一举拿下南京，在作战步骤上，首先由第35军和第34军钳制江北三涌，保证渡江兄弟部队第一梯队的突击成功。当第一梯队渡江突击成功以后，第34军在仪征一带继续佯攻，分散、吸引南京守敌的注意力，第35军则于4月21日零点对三浦发动进攻。

    敌人对南京的防御部署分内外两层。外围浦口、江浦、浦镇是个三角地区。南京国防部把这个地区当做拱卫南京的大门。这里的阵地完全由据点构成。阵地前面挖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