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左拐了。士兵们从车上跳了下来。关问他们去哪儿，那领头儿的说：“南门外。”我们目送着国民党驻南京最后一批士兵消失在夜幕中。

    我们在开罗饭店一间卧房找到了马。4月22日午夜，身为前国民党陆军师长的马被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电话叫醒。张告诉他，卫戍部队马上要撤离，请他在过渡期间全权负责。此时，马最关心的是如何在天亮前将堆放在明孝陵机场的油料和炸弹运走，他们估计天亮时国民党轰炸机会再来空袭。下午7点，我和关曾去过的军用机场已在爆炸声中飞上天。马说他已与共产党联系，告知他们随时准备投降。共产党部队预计在黎明时分进城。

    离开开罗饭店，我和关直奔中央电报局发稿。走出电报大楼，我们发现中山路一带火光冲天。庄严的立法院黄色大楼着火了。我驱车沿中山路慢慢向西北门开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我们正沿着主干道行驶，突然听到有人用中文喝令道：“站住！”从大路两旁梧桐树下的灌木丛中跳出两名士兵，端着枪向我们的吉普车靠过来。“什么人？干什么的？”一名士兵拿电筒照着我们。关回答说：“我是法国新闻通讯社记者，他是美国联合通讯社的。”“美国人！美国人！”那位士兵惊呼，并用电筒照我的脸，仔细打量我。“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是陈毅部队开进南京城先遣队的尖兵。

    我们被带到一位共产党指挥员跟前。他正在冲士兵们喊叫，催他们快速向市区进发。这并不是按计划要在上午进城的大队人马，而是因市内大火，强行军从西北门入城的先头部队。指挥员匆匆问了几个问题，便命我们回到车里掉头开回市区。领路的是一辆民用吉普车，车上坐着六个人，有的是共产党军事指挥员，有的是南京治安委员会成员。我们加大油门，向电报大楼奔去。

    在电报局楼里，我和关掷币决定谁先发稿。他赢了。他发了一封三个字快电——RedstakeNanking(“赤党”占领南京)。紧随其后，我发出了66字电讯稿。不想，电文刚发完，共产党军队就切断了南京和上海间的通信。关的三字快电很快便摆到巴黎法新社办公桌上，可编辑们翘首以待的详细内容却在第二天上午南京启动无线电传输后才发出。这使关与南京失陷的头条新闻失之交臂。我的电文倒立即通过美联社电信系统向全世界播发。当太阳照耀在紫金山时，共产党已经完全占领南京。

    黎明时分，我赶到南京城西北门。共产党大队人马个个身穿黄军装，头戴平舌帽，准备入城。他们沿人行道整齐地坐在背包上，步枪斜靠在肩，一会儿聆听政治委员讲话，一会儿高唱革命歌曲。围观人群好奇地看着他们。附近居民端来热水热茶，热情地倒进他们从皮带上解下的碗和杯子。而那些已放下武器的国民党掉队士兵从旁边路过时，却没人理睬。

    大学生们涌上街头，有些还在大卡车上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军。然而，士兵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静静地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

    共产党部队井然有序，人人称道，然而发生在司徒雷登住所的小插曲却使整个事件略显美中不足。早上6点，12个农村长大的士兵到处转悠看风景时，碰巧来到美国大使馆。他们要门房打开铁门，其中几个稀里糊涂闯进大使的卧室，把72岁的大使惊醒了。“你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大使大声喝问。带着枪的几个士兵边嘀咕边退出房门，一会儿又和另外一些人回来，其中一位解释道，他们只是随便转转，没有恶意。使馆专员安德伯格和司徒的私人助手傅泾波到来后。他们便离开大使卧室。出门时，一位士兵回过头来对傅说：“这儿的一切很快就会属于我们。”

    使馆将此事向华盛顿汇报后，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武官索尔准将向共产党军事当局抗议。但索尔却找不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