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上的好文章”. 当然，也有我们在上段所指出的淋漓尽致、酣畅痛快的生命境界。人与自然处于一种互相激发的状态，终于将本来地方色彩颇浓的西部风情上升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境界。

    昌耀是那种将诗歌视为“殉道者的宗教”12的人，所以，他与周涛不同，经常表现的乃是西部精神中悲剧性的神秘的一面。他认为“无论是（西部）‘精神’也好，（西部）‘气质’也好，（西部）‘风格’也好，它总之只能是这块土地的色彩，这块土地上民族的文化……时代潮流……等等交相感应的产物。是浑然一体的。它源头古老，又是不断处于更新之中。它有勃勃生气。是的，当我触及到‘西部主题’时总是能感受到它的某种力度，觉出一种阳刚、阴柔相生的多色调的美，并且总觉得透出来一层或淡或浓的神秘。--我以为在这些方面都可能寻找到”西部精神“的信息。”13他大半生居于青海，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更是处于广阔而贫穷的青藏高原的最下层，因之他对西部那种悲剧性的生存处境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感受。与他的同代人相比，昌耀不仅将个人的悲剧历史作为反思民族、国家的悲剧的契机，并且有能力将之上升到一种人类普遍的悲剧处境的地步。有评论家将昌耀的这一转变划定在1986年，认为“在这之前，昌耀基本保持着传统现实主义的重在通过客观外象的描述，达到主观抒情的目的……表现在诗歌中的悲剧精神，则是以忧患意识为内容，以善恶、是非为标准的传统悲剧价值判断，展示的是被流放荒原的苦难。”而从1986年起，他“走向隐喻性抒情”，“追求诗的多义性和朦胧性”，“转向对宇宙和人生奥义的探寻”，他的悲剧意识也发生了嬗变，“他被一种人类的生存宿命深深地攫住了”，这是“一种建立在人类生命意识上的新的悲剧意识”，“一种超功利、超利害的人类存在本身的悲剧”，这一时期，“‘悲壮’作为昌耀悲剧美感的体现，主要并不表现在英雄主义的悲剧命运的搏击，而表现在为战胜生存荒诞所进行的恒久的人格升华与完善。”14如果将之理解为一种理想化的简洁的描述，这大体上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划分。

    《内陆高迥》15写于1988年底，属于后一阶段的诗，它比较简洁而完美地表现了昌耀的浸透了西部气质的悲剧精神所达到的高度。昌耀自述，在这一阶段，他“已不太习于从一个角度去认识对象，不太习于寻找惟一的答案，不太习于直观的形象感受”，认为“诗的语义场是诗语的多义性和多理解性的生存空间”，《内陆高迥》叙述的多角度性、写景的抽象性、悲剧意蕴的多义性正是这种诗歌意识的明显征象。诗歌一开始就以简洁的意象勾画出一幅抒情主人公孤独的的剪影：“内陆。一则垂立的身影。在河源。”紧接着一句石破天惊的咏叹：“谁与我同享暮色的金黄然后一起退入月亮宝石？”第一句描绘的剪影，显然是站在身外所勾勒出的，第二句的抒情则直接从心里发出，短短两句已经暗含了视点的变换。紧接着，视点又转换为这个站在河源的高度的抒情主人公的视角，他的视界向远处的高原大陆无限延展：

    孤独的内陆高迥沉寂空旷恒大

    使一切可能的轰动自肇始就将潮解而失去弹性。

    而永远渺小。

    孤独的内陆。

    无声的火曜。

    无声的崩毁。

    这里在表现内陆的阔大时完全是抽象的，除过一组形容词的堆积外，仅仅作了一句引申的描述，所有的可能的轰动，自世界之初在内陆的高迥旷大里一开始就注定会被消解而归于沉寂，这是描述，也是隐喻--“内陆”既是旷远壮阔的，却也是让人因其广大悠悠而会黯然伤神、怆然泪下的。在象征的意义上，它隐喻着世界，也隐喻着宿命，一切的无机物、有机物的行动在这里只能是“无声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