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还是启蒙主义的话题，但也渗透了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如韩少功的）。但这三个方面也不是绝对分开的，许多作品是综合地表达了寻根的意义。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和稍后模拟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这些作品或者在对历史遗迹的吟赞中探询历史的深层内涵，或者借用民俗题材歌颂远古文明的生命力，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想象来构筑人生和宇宙融为一体的理念世界。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虽然作家不过是描写了个人的一段生活经历，但其对新疆各族民风以及伊斯兰文化的关注，对生活的实录手法以及对历史所持的宽容态度，都为后来的寻根文学开了先河。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王安忆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此后韩少功在《文学的“根”》1 一文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阿城、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作家对这一主张也做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

    这种文化寻根意识的确立与外来文学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前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如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对异族民风的描写、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思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以及日本川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对中国年轻一代作家是深有启发的。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审美方式同时，又分明渗透了现代意识的精神，既富有民族文化独特性，又融合了现代感的创作倾向，为主张“文化寻根”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有效的鼓励。所以说“寻根文学”自一开始就表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愿望，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对自80年代初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延续。当然，“文化寻根”派作家更为自觉的努力还在于对各自向往的民族文化天地的探询，他们或者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精神的学习，或者以学者的姿态投入对非汉民族及地域文化的研究，或者走进大自然、到人迹罕至的所在去寻觅生命存在的特殊感受。正是凭借着一种认真、深切的探索精神，这一代年轻作家很快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支点，并以此创造出种种新颖的审美形态。对于寻根作家来说，审美表达的创新是与他们的文化追求合而为一的，因为文化既然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晶，它的最高形态当然应是人类的审美境界，所以文化寻根派作家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或反省，都投射在他们那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特别富于想象力的艺术风格中。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化寻根意识”显示着它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所表现出的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创新意识不仅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更对于中国文学后来的民间走向具有开拓性的影响。

    由“寻根文学”作家创造出的审美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大都生发于作家主体的独特感受和各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审美理想。其中有一些作家，倾向于从民族文化和大自然中寻求精神力量，以求达到对当代生存困境的解脱和超越，这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上，通过具有生命活力的人格形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