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出文化魅力，并以此完成了对一种人格境界的美感塑造。比如阿城，他的、、都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棋、字、树，都是中国文化中人格的象征，小说里的人物便在与传统文化的相融之中，实现了一种超越世俗的人生追求。又如张承志，他的小说、《北方的河》、《残月》、《九座宫殿》等，描绘北方的草原、戈壁、雪峰、江河，吟唱着古老的民族歌谣，刻画出彩陶碎片的美丽、清真寺的庄严……，在他笔下那种富有生命激情的人生境界中，民族文化精神与大自然的博大宽广、北方游牧民族的狞厉粗放的生存状态融化在一起，使人感悟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大的人格力量。在《北方的河》中，主人公“他”的心灵中充满了躁动和震颤，他以现代人的信念向世界发出生命自由前行的呐喊，在象征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大河的奔涌中获得力量，而大河在他那一往无前的精神追求的映衬下，也体现出了更加深厚广阔的内涵。李杭育则徜徉于吴越文化的氛围中，在葛川江两岸发掘着南方心灵中的生命强力和自由自在的民族精神，寻找着人生存在意义的支点。他的代表作《最后一个渔佬儿》中，主人公福奎渴望过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凭着无所畏惧的精神、强健的体魄做一个自由的渔人，但是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因素毁灭了他的梦想，污染使葛川江里的鱼日益减少，大多数渔人都改弦易辙、另谋生路，只有福奎仍孤独持守着古老而正直的人生原则，以忠诚、坚毅、重人情轻财物的传统人格精神，对抗着浮躁和实利的现实人生。这种深沉的寻根意味使福奎在具有悲剧感的现实境遇里显示出一种悠远、苍劲的人格魅力。

    除了这类对人格境界的审美塑造，“寻根文学”体现出的另一种新的文学思维，即对人类生命本体和生存方式的关怀。韩少功的、《归去来》、《女女女》等小说都带有这方面的探索意义，在中，作者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一个原始部落里的生存方式，用象征的方法描绘出个体生命、种族生命以至人类整体的生命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生存的艰难过程。这些神秘的描写中显然都含有对生命奥秘的窥探。王安忆的则是在社会背景及具体时空虚化的前提下，以凝重、写实的笔触，突现出封闭状态中农民自在的生存方式，古朴的仁义道德作为小鲍庄村人的精神依托，呈现出作者对生存方式与民族文化构成之间关系的思考。李锐的《厚土》系列小说和郑义的《老井》也都有着类似的主题内涵，前者着力描绘山西农村特有的沉重、凝滞的生存景观和由这种生存景观孕育出的封闭、古朴的文化性格，后者则在对贫困地区农民打井求水过程的叙写中，实实在在地表达出了生存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此外，一些非汉族年轻作家也得天独厚地利用自己民族的文化资源，加入了文化寻根的行列。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七岔掎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等小说，描写了自己民族的独特生活形态和美好心灵，寄托了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挚爱和被理解的渴望；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西藏：系在皮扣上的魂》、《夏天酸溜溜的日子》等一系列小说，以强烈的现代意识来探询西藏人民的生存历史和生存体验，作品里充满着关于古老文化传统、宗教习俗的描绘，写出了自近代以来藏民族被现代文明遗忘、默默走过的孤独的精神历程，同时也展现出一幅富有原始色彩与魔幻魅力的藏民生存图景。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多已散失在民间，所以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寻根作家们在追求新的文学价值时，其实多半是把目光投向了未被意识形态内容遮蔽的民间文化，只有在这种非正统文化存在中才最大程度保留着民族自身的蓬勃生命力。因而不仅仅是在专事描写民间风情的《商州初录》等作品中明确体现出了民间的价值取向，即便是张承志等对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