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医院时，天已经黑了。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陈伯——不，我父亲的老房子。陈莹给了我钥匙，说我可以随时去。

    推开门，老房子的气息扑面而来——旧书、茶叶和木质家具混合的味道。我打开灯，慢慢走过每个房间，这次不再作为闯入者，而是作为归人。

    书房的书架上摆满了教育类书籍和相册。我抽出一本标着1981-1985的相册，翻到中间，那里有几页被小心翼翼地撕掉了。1982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也是他被逼放弃我的那一年。

    手指抚过那些撕痕，我突然感受到一阵尖锐的痛苦——不是我的，而是陈伯的。那种数十年来无法愈合的伤口，那种无法言说的悔恨。这一刻，我不再需要区分这痛苦属于谁，因为它现在是我们共同承担的。

    书桌上放着一个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是陈伯工整的字迹：如果记忆可以移植，我想告诉那个孩子：放弃你是我一生的遗憾，但看着你从远处成长，是我隐秘的快乐。

    泪水模糊了视线。我拿起笔，在下面写道：记忆已经移植。我收到了。也原谅了。

    合上笔记本，我走到阳台上。夜风清凉，城市的灯光像星辰一样闪烁。站在这里，我同时是周默和陈伯的儿子，是两个家庭的成员，是两段人生的继承者。这种认知不再让我恐惧，反而带来一种奇异的平静。

    第二天早晨，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停用了记忆抑制剂，把药片冲进了马桶。让记忆自由流动吧，无论是周默的还是陈伯的。我不再需要抵抗其中任何一个。

    手机响起，是陈莹的短信：今天下午要去给父亲扫墓，你要一起来吗作为...家人

    我回复：好。

    陵园安静肃穆，陈伯——父亲的墓碑简单朴素，上面刻着教师陈志明和生卒年月。陈莹摆上鲜花和点心，我则放了一本小笔记本，里面记录着这两周来的混乱与觉醒。

    他一定会很高兴你来了。陈莹轻声说，虽然方式这么...奇怪。

    我跪在墓前，默默地告诉父亲：我收到了你的记忆，你的痛苦，你的爱。现在它们是我的了，我会好好珍惜。

    离开陵园时，陈莹犹豫地问：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望向远处的地平线，感到两段人生在脑海中和谐地交织。我想写点东西，我说，关于记忆，关于父子，关于河流如何汇入大海。

    听起来像本好书。陈莹微笑，题目想好了吗

    《记忆的河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仿佛这个标题一直就在那里，等着被发现。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写作。奇怪的是，当我不再抵抗陈伯的记忆时，两段人生反而变得清晰可辨。周默的语言风格与陈伯的人生经验结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叙事声音——年轻而富有朝气，却又充满年长者的洞察力。

    我每周去看望母亲三次。她的阿尔茨海默病时好时坏，有时认得我，有时把我当成来查房的医生。但无论如何，她总是微笑着，叫我孩子，仿佛这个称呼涵盖了所有可能性——无论是她养育的周默，还是陈伯记忆中的那个儿子。

    陈莹成了我最好的读者和批评者。她总能在我的文字中认出父亲的影子，那些她熟悉的表达方式和思考角度。这一段，她会指着某个句子说，完全是父亲会说的话。

    写作时，我常常感到父亲就在身边，不是作为入侵者，而是作为合作者。我们一起梳理记忆，他的和我（周默）的，将它们编织成连贯的叙事。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明白记忆移植的真正意义——不是取代，而是扩展；不是抹杀，而是丰富。

    书完成的那天，我去看了父亲和母亲。是的，母亲在一个月前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就在我完成初稿的那个夜晚。现在她长眠在父亲不远处的墓区，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