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碎片开始拼合，但形成的画面却令人不寒而栗。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记忆移植根本不是随机匹配——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让失去的儿子以最离奇的方式回家。

    我需要见我的母亲。我站起来，声音嘶哑，现在就要去。

    陈莹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点头。我们匆匆下楼，拦了辆出租车。一路上，我紧握着那张照片，感觉真相就在眼前，却像陈伯的记忆一样，每当我快要抓住时，就溜走了。

    医院走廊空荡荡的，脚步声回响得像心跳。推开病房门时，母亲已经睡了。我轻轻唤醒她。

    妈，我需要知道真相。我直接问道，我是你亲生的吗

    母亲的眼睛瞪大了，睡意一扫而空。你...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求你了，妈。这很重要。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最后，她叹了口气。1982年冬天，我们从春风孤儿院领养了你。那时你才五个月大。她顿了顿，你父亲...他不能生育。但我们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包括你。

    我感到地板在脚下倾斜。陈莹倒吸一口冷气，扶住了墙壁。

    那...我的生父母是谁我颤抖着问。

    母亲摇摇头。孤儿院说是个未婚妈妈，没留名字。她突然抓住我的手，但这有什么关系你就是我的儿子，三十年了...

    我没有回答。因为就在那一刻，陈伯的一段记忆突然无比清晰地浮现出来——年轻的他站在孤儿院办公室，签下一份文件，泪水模糊了视线。文件上的字我看不清，但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感受却真实得令人窒息。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陈伯不仅是我的记忆捐赠者...他可能就是我的生父。

    而记忆移植，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重逢。

    DNA检测需要三天时间。这三天里，我像游魂一样在城市里游荡，时而清醒地知道自己叫周默，时而恍惚间以陈伯的身份生活。记忆抑制剂的副作用让我的大脑像一台信号不良的收音机，在两段人生之间不断切换。

    第四天清晨，手机铃声把我从混沌中惊醒。是陈莹。

    结果出来了。她的声音像绷紧的弦，你...你确实是父亲的儿子。生物学上。

    尽管早有预感，这个消息还是像一记重拳击中我的胸口。我盯着浴室镜子里的脸，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陈伯的记忆与我如此契合——那不是科学奇迹，而是血缘的召唤。

    我们需要谈谈。陈莹说，项目组那边...这不可能是巧合。

    一小时后，我们坐在陈莹狭小的厨房里，中间放着那份DNA检测报告。99.98%的亲权概率在纸上显得如此冰冷而确定。

    我查过了，陈莹推给我一份文件，记忆移植项目的首席研究员林教授，八十年代曾经在春风孤儿院担任医疗顾问。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这是陈伯紧张时的习惯。所以他们知道...他们一直都知道。

    不止如此。陈莹的指甲在报告上划出一道痕迹，我找到了父亲的一些旧文件。他在确诊肺癌后不久就签署了记忆捐赠协议，但特别指定要捐给特定个体。

    我。这个词从我嘴里吐出来，带着苦涩的味道。

    陈莹点点头，眼里闪着泪光。他最后的日子...他一直在念叨要纠正错误。我以为他是指没能给我更好的生活...但现在...

    他是指放弃我。我接上她的话，一段陈伯的记忆突然浮现——深夜的办公室，年轻的陈伯面对愤怒的领导，被迫在保证书上签字，承诺与那个女人的不正当关系及后果彻底断绝联系。

    记忆中的痛苦如此真实，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直到关节发白。1982年，未婚生子足以毁掉一个教师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