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出去找了一夜，回来骂我妈：“你生的这些东西，一个比一个没出息！”

    我妈也骂：“都怪你没能耐，我要是早能生个儿子，早都不用操这份心！”

    她骂完，就开始摸肚子。

    她那时候已经怀了归元。

    那是她最安静的一段时间。

    她天天捧着佛珠坐在火塘边，不做饭，也不骂人，连四季偷了油糖都没动手。

    她安静得像是个等判决的囚犯。

    终于，她那天喊出声了——“是个儿子！是个儿子啊！”

    接下来的日子，我妈就像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骂我们，也不再动手，只是冷。

    彻骨的冷。

    那种冷，不是用皮带抽你一顿就能散的，是从眼神里一点点卸下你存在的感觉。

    她眼里只有归元。

    归元不吃饭，她骂我们不好好给弟弟喂饭。

    归元不睡觉，她打我们，让我们赶紧洪弟弟睡觉。

    归元咳嗽，她骂我们晦气，嘴里振振有词“一屋子全是女娃，阴气太重”。

    程家的女儿，从那天起，变成了归元的仆人。

    3

    我十五岁那年，没考上高中，可我还想继续念。

    我妈说“没考上正好，女娃读啥书？打工赚钱还能补贴家里，最后还不是得嫁人？家里也供不起你”。

    我爸默不作声，只说“归元以后是一家之主，让归元做决定。”

    那天我默默站在门口，看着才十一岁的归元嘴里含着麦芽糖，一边玩弹弓，一边说：“让她去打工呗，我可不想天天看到她，我们家姐太多了，看着烦。”

    那天晚上我是一个人走的。

    我带着藏在墙缝里攒了两年的八十块钱，坐上晚上八点的大巴车，去了市里。

    没人送我。

    我知道他们不会送。

    因为我不是他们要留住的那一个。

    我以为离开就是自由。

    结果在车站门口站了一晚上，差点让人拐走。

    那天早晨六点，我背着双肩包坐在车站台阶上，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怀里揣着从家里带出来的黑色塑料袋，那里面是我唯一两套衣服，饿得晕了几次，硬撑着不睡。

    来搭话的，有卖早点的，有拉黑活的，还有问我要不要去洗脚城的。

    最后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把我从马路边拉回来了。

    她说：“我们是不是见过，涂山镇的，家里是不是卖草药的？我在你家买过一回草药。”

    我警觉地点头，她掏出身份证，说她叫黄阿妹，在市一中当后勤。

    她带我去她家，住了两天，没让我干活，听了我的遭遇，只问了我一句话：“你真想读书？”

    我点头。

    她说：“那你去试试省二中的补录吧，离我们学校近。”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差点迟到被扣钱，只是因为不放心把我一个人扔在街头。

    再后来，我进了省二中的预科班。

    二中补录的名额不多，而且都是些不服输的“杂牌军”。

    我当时的数学刚过及格线，语文凭借作文拿了高分，这样的话才勉强混了进去。

    我不比别人聪明，只是比别人更明白，退无可退。

    在二中的那段时间里，和我同班的女孩子周末去逛街，我在隔壁的饭店洗碗换生活费；

    别人用三星手机、触屏机，我用的是打工换来的老式诺基亚。

    日子虽辛苦，但很快乐。

    我常常看着宿舍角落的被褥，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能回去。

    高三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