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看到新棉衣和棉鞋，还有剩下的布，都高兴得了不得。这件事做过去也就忘了。不想我们站里一位同事的小叔子，他也是位工人，听到他嫂子回家来提起这件事，他觉得我和我们站里的人们都挺积极地为人民服务，他就写了一段稿子投到《北京晚报》去，过不几天，《北京晚报》的记者就来调查访问了。

    “自从替那几个孩子做了棉衣以后，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们。春节头几天，我就跑到他们家里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该拆该补的衣服回来。我心里想，虽然在春节里要孩子们穿得光鲜整洁，可是春节前站里的活也特别忙，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来，一时做得了吗？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问，这是哪家的这许多活呀？我一面打开包袱，一面说：

    ‘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说，就又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九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

    自从我离开这个服务站，手心里一直存留着陈玉珍有力的把握的余热，耳中一直响着她口里的、亲热负责的“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坚强清朗的声音。这声音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力量。

    在我见到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干部田迈琴之先，从我听到的这位同志办事的周到细心，和由他名字引起的联想，就总以为这是一位女同志，不想走进来和我们握手的，是一位高个子，长方脸，双目有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这位年青精干的干部款款地告诉我们，这个办事处底下有三十个居民委员会，经管的是这一地区居民的卫生福利事业。这些户里的老、弱、病、残，从解放后，就一直是政府照顾下来的。这一区里孤儿就有三家，他自己管的一个居民委员会，就有一千四百多户。这时我不禁想到，北京在崇文区以外，还有其他区的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在全国各处也一律地有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这些春笋一般的居民委员会，照顾关怀了多少孤儿，多少老、弱、病、残呵！自从中国一解放，党的阳光就是这样地普照大地了。我们广大人民，都是春晖下的寸草。现在我彻底真正地领会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含义了……我的思想开了小差，看到对面的微笑的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时候，我赶忙笑着点头请他说下去。他说：“崇文区一直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这里住的是拉车的、修鞋的、拣破烂的贫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个孤儿的父亲周永寿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拣破烂，夜里就摆‘鬼市’摊卖破烂，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废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资，生活安定下来了。一九五九年他又被调到一家煤厂当了送煤工，孩子的母亲参加街道上办的纸匣厂，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周同山底下的四个弟妹，都是解放后生的。

    这对勤劳的夫妇刚刚尝到快乐家庭的甜味，不幸在一九六一年孩子的母亲就因患胆囊炎，一九六二年周永寿自己也因血压病，先后去世了。在顺利快乐的环境中，突然成了孤儿的五个孩子，就像天塌下来似地，悲痛而惊惶！那时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十五岁，最小的弟弟同义才三岁。他们无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最悲惨的境遇落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这时，街坊们都围上来了，劝慰这个，抚抱那个。周永寿做工的那个煤厂的韩厂长来了，送来了五百元的安葬费和抚助费，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给办事处打了电话，委托我们经常照顾这几个孩子，才放心地回厂去。

    “我接到电话跑来的时候，孩子们已在街坊的爱抚之中了。在办事处的会议上，我们决定除了不收房租水电费之外，还由国家给孩子免费上学，医药费、文具也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给他们生活费。我同他们同院的田淑英还有其他的街坊们商议，怎样帮助孩子们安排生活。”说到这里，他的眼角上露出一丝忍不住的笑意，“这些一直在父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