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下的一群孩子，的确是不懂得怎样过日子的。他们领到月费，头两个月是不到月底就用亏了。周同山还拿一笔存款，买了一些不必要的摆设，像书柜、挂图和留声机等等。同院的田大婶气得说了他一顿。我们和街坊上的人们，也不断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教给他们记帐，看看钱都花在哪里，教给他们精打细算。周同山那时还在中学上学，他突然负起一家生活，感到手忙脚乱。他认为照拂弟妹的担子重，不如退学去找工作。

    我就劝他：你已经读到初中二年，丢下多么可惜。你的父母当初想读书还念不成呢！拿我自己来说，我到北京学徒以前，只上过四年半的学，那时日本军队还占领了我的故乡——束鹿，我们只能在坟地里上课，拿土地当石板，连钢笔都没有见过。今天，你的条件这样好，不好好念下去，将来后悔起来也就晚了。这样，他才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变电站作工人，本来是分配他到一个东郊的工厂，我们和这厂的工会主席商谈了一下，大家认为东郊离他家太远，往返不便，就把他调到城里的另一个工厂，还派给他一位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的五好劳模师傅。他现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们在一起，工作也很起劲，又加入了团学习小组，正在申请加入青年团。最小的弟弟同义，也送进附近的东厅幼儿园，周末才回来。这样。四个兄姐更能专心学习了。”说到这里，他又笑了，“可是，也有接不回来的时候，因为幼儿园里的别的孩子的父母们，来接自己孩子的时候，常常把小同义也接走了。比如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厂里的医务人员王桂兰，把同义和她的孩子一块儿接去。她给同义洗澡、理发、洗衣服，包饺子给他吃，到时候又把他们一起送回幼儿园去。这样的事情还多得很。街坊们照顾孩子，真是无微不至。春天该打什么防疫针，吃什么防疫药，天气冷了，该添衣加被，关窗上门，同院里的大爷大娘们从来没有忘了他们。街道居民委员会里每一个人，若不替孩子们做一件事，就仿佛丢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大家抢着给孩子们拆洗衣服，没抢着的人就说，‘不让我洗，就用我的肥皂吧。’“至于说给孩子们做棉衣，逢年过节去照料一下什么的，报纸上都给作了宣传了。这些都是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做得还很不够，以后还要加倍努力。”这时他看一看表，说，“我们去看看田淑英吧。孩子们也该放学了，看看他们也好。”

    在东唐洗泊街五号，这个十四家住的整洁的大杂院里，我们先拜访了居民委员会的积极分子田淑英。这位同周永寿夫妇有过二十多年老交情的田大婶，眉宇间洋溢着纯朴和热情，对我们滔滔不断地说着周永寿一家解放前后的变化。

    “周永寿是个苦孩子，从十几岁就拣破烂，每天夜里从十二点到三四点，在家门口摆着卖破烂的小摊，那时是上顿顾不了下顿。周同山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都是因为出疹子，吃不起药，转成肺炎死的。解放后一九五八年，小同贺和小同义，也同时出疹子。周永寿的公司里来了人，放下十块钱，还批评周永寿，说他不该不赶紧给孩子们看病。您说这世界的变化多大！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穷人会有这样好的日子吗？就说周同山的母亲病的时候，她还是从前的想法，说我的病麻烦，看病是有钱人的事，住医院她更不敢想了。最后呢，组织上来了人，把她送进同仁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替她付了七八百块钱。周永寿自己血压高，死以前也在第四医院里住过两个多月。如今这几个孩子，一切都由国家照顾，在工厂、在学校、在幼儿园有师傅老师们照管，真是比有父母的时候还强！我常常对孩子们说，‘旧社会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的了。我们这院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阁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