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共产党员不多，其中，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总理。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之际，我心潮澎湃的浪花上又浮现出周总理的高大身影。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这次集会是欢迎从外地来到重庆的文艺工作者的。会开始不久，总理从郊外匆匆地赶来。他一进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欢喜活跃起来了！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讲了一些欢迎的话。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佩的眼光，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都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周总理召见我们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

    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１９４５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１９４６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平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当年的１１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我们在东京的几年时间，是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着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着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时，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１９５０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先后到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