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买了一张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３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是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１９５２年的一个初夏夜晚。这一天午后，听说总理要在今晚接见我们，我们是怎样地惊喜兴奋呵！

    这一下午，只觉得夏天的太阳就是这样迟迟地不肯落了下去！

    好容易时间到了，一辆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夜景如画的中南海，直到总理办公室门口停住。总理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这时，我们就像海上沉舟，遇救归来的孩子，听到亲人爱抚的话语那样，悲喜交集得说不出话来。总理极其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旁边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我们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欢喜而尽情地向总理倾吐述说了我们的一切经历。时间到了午夜，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当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而唯一的荤菜还是一盘炒鸡蛋时，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在我们谈话吃饭之间，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我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吃过了饭不久，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总理一直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夏空的满天星斗，感慨地对我说：

    “时光过得多快呵，从‘五四’到现在已经３０多年了！”我听了十分惭愧！从“五四”以来的几十年中，我走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呵！倾吐了一腔冤愤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１９５９年１２月，交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１９７９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最后的长谈最后的报告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１９７２年的秋天。

    那天，我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厅外等着，总理出来看见我，就叫我进去“喝杯茶谈谈”。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总理问我：“去过延安没有？”我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总理笑问：

    “你多大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