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主义则不同了，中国愈强大，他们就愈怕。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工业不发达，只靠人多力量大，没什么可怕怕。他们第一怕苏联，第二才怕中国，怕我们的政治，怕我们在亚洲起影响。所以他们就经常说，中国不得了，将要侵略，等等。

    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20]。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你们可能也有同感吧?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同志们，我劝你们也要注意这一点。你们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发展比较快，斯大林整了你们，但是有理的是你们，真理在你们这一方面。这都可能成为你们的包袱。

    上面讲的斯大林对我们犯的四条错误，也可能变成为我们的包袱。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沉默呢?在批评斯大林以前，有些问题不能说得这样清楚。过去我和波波维奇谈话时只是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苏联不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我们也不好和你们建交。现在就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四条错误，我就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21]讲过，将来见到赫鲁晓夫时也要对他讲。你们是同志，所以也和你们讲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以后也许有一两条错误要公开讲的。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在铁托自传中提到斯大林的错误，因为你们和苏联断绝了关系。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22]、《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23]: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