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莫斯科批评斯大林以后，我们就可以讲这些情况了。今天把他的四条错误讲给你们听了，但是为了和苏联保持关系，不便在报纸上公开讲。在赫鲁晓夫的报告[24]中关于斯大林对我们犯的错误，只提到一个糖厂的问题，所以我们还不便公开讲。矛盾的事情还是有的。

    苏联一般来说，总的是好的。他们有四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他们的错误是会纠正的。对南斯拉夫的错误已由赫鲁晓夫纠正了。对于王明的错误，他们已经了解了，而过去我们批评王明，他们就不愿意。他们也取消了“半个铁托”的帽子，一共取消了一个半铁托。取消了给铁托戴的帽子，我们很高兴。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25]等同志。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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