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七十九匹；六月十九日，援朝军最高统帅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一千三百零十九名士兵，马匹一千五百二十九匹，渡过鸭绿江。

    所以平壤之战的明军总兵力，是三千人，算上杨绍勋后来又派去五百人，在朝鲜的明军总数是三千五百。这些数字在《宣祖实录》里写的清清楚楚，你可以查一下。所谓五千之数，实际上是把杨绍勋驻扎在义州的500、九连城等地的1500人都算进去了。这是郝杰承诺朝鲜人的出兵总数，而不是参战人数。这一点得搞清楚。

    无论是《惩毖录》还是《再造藩邦志》，是按照这个大数来算的，这是出于政治原因为了鼓舞士气，尽量往多了说。后来朝鲜招抚义兵，还告诉他们祖承训来的兵马是一万人，这都是政治宣传——事实上，即使是这两本书，也从来没说过祖承训实际带了五千人入朝，只说辽东动员了五千人，朝鲜按照五千人来准备粮草云云。

    而一涉及到粮草，这件事就很清楚了。因为在平壤之战前，朝鲜使者拜访杨绍勋，说祖承训已经逼近平壤，希望明军后继部队马上跟进。杨绍勋明确表示，因为朝鲜汇报的各地粮草数太少，不足以满足五千人的需要，因此无法进兵，只能在义州和鸭绿江沿线策应。这就证明，当初祖承训带了三千人而非五千人入朝，正是因为朝鲜无法筹集足够的粮草。

    实际上李如松退兵的原因很简单，一共三条，都和碧蹄馆之战无关，但和朝鲜君臣却密切相关。兵力对比这条我们已懒得说了，现在驻扎汉城的日军，光是和李如松交过手的就有五万多，远胜明军三万多的总兵力。

    这三个原因就是明军的战马、明军的粮草、平壤的安全。

    柳成龙在《惩毖录》里，前一页刚痛斥了李如松的逃跑主义行径；后一页忽然又说“是时大雨连日，且贼烧道旁诸山，皆几秃无蒿草，重以马疫，数日间倒殒者殆将万匹。”在《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五日条里，数字写的更清楚：“时天兵远来疲弊，又有马疾，战马死者至一万两千余匹。”

    这个触目惊心的真相，也在杨元向李昖汇报的记录里得到印证：“军中无一束草，战马倒毙者，日以八九千数。”甚至当退过临津江以后，这种窘迫情境仍未得到缓解。据李恒福去前线巡察完的报告，“大军到临津，不食二日，马死者不知其数云矣。”李如松自己提供的数字，是“军马三万，死者强半。”

    此时在朝鲜境内的四万明军里，骑兵编制约为两万五千名，现在因为马瘟和缺乏草料的关系，战马连病带饿，几天时间就减少了一大半，这实际上等若剥夺了辽东军绝大部分战斗力。事实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军战马仍旧持续死亡。

    对于明军来说，失去了马匹，就等于失去了机动力和战斗力。尤其是对李如松等辽东军出身的人来说，没了战马差不多就是没了一切。

    如果只是战马伤亡，尽量往好的方向想，是大不了骑兵当步兵用，虽然这是不现实的。可实际情况比这更惨——明军士兵的遭遇，比战马好不了多少。看看朝鲜人自己的记载，看看这些在平壤生死搏杀后又持续推进到临津江战线的明军，他们遭遇到了多么惨烈的不利景况——“不食二日”。这个责任，我毫不犹豫地说，完全在朝鲜方面。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土，是他们的主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也必须为远道而来的明军提供后勤和补给。

    遗憾的是，朝鲜在日军登陆后，各地官员快速亡命，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版的大逃亡，导致各级行政机构彻底失效。以至现在压根就组织不起有效的行动。说白了，其政府机构就只有名目，基本没有行政能力，目前的国力根本无法给明军提供足够的后勤保障，哪怕仅仅只是四万明军。

    之前明军打平壤的时候，后方运补线已是岌岌可危。现在战线往东又推进了数百里，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