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还有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2008年底，全球金融体系曾经濒临崩溃，最终之所以得以避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两个经济体的融合。

    美国和其他外国资本投资中国银行业的方式与全球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地的普遍投资方式大相径庭，这使得中国可以通过吸引外资并借鉴外部经验（特别是美国的资金和经验）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希望银行官员和各分支机构负责人能够加强自我约束，贷款项目负责人在批准发放贷款前要充分考虑借款人的长期信用能力和项目的未来资金流向。同时，中国政府还要求银行增加对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群体的贷款支持，这种支持涉及信用卡发放、汽车贷款、住房贷款等方方面面，要增强银行对于这一群体储蓄存款的吸引力。此外，中国政府也在致力于创建资产管理机制，以促进股市的发展。

    2003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将修改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此前，尽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私营企业发展活跃，其法律地位却一直没有明确。私有财产权清晰界定的缺失使中外企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通过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标志着中国经济向市场化又迈进了一步，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投机。为了抑制房地产狂热，政府又把注意力转向了股市。

    在中国股市，国外金融机构同样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股票市场的运作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资本分配方式，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股市还可以为企业提供额外资金来源，这些资金由股票持有人而不是银行提供。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批准建立了两个股票交易市场，一个在上海，另外一个在深圳。其中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主，有1000多家公司在上海上市。只有中国公民才可以在中国股市进行投资。在经历了最初的繁荣之后，中国的股市也陷入了停滞，交易量萎缩，局面直到2004年才开始改观。

    中国股市与其他国家的股市不同。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它们只出售很小份额的股份，几乎没有审计报告标准，也不是以股票持有人的利益为目标。股市是中国政府为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注资的场所和途径。或许中国政府也曾经希望股市交易繁荣，希望通过股市将资本分配到成功的企业、惩罚效率低下的企业，但是却没有配套的金融基础设施来实现这些设想。企业互相购买并持有股份。新募集的资金还是要流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黑洞。2002年，中国股市的总市值约为6000亿美元，按照国际标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其中只有价值1500亿美元的股票在进行交易，其他股票从来都不曾易手。

    2001年后，为了刺激市场发展，中国政府开始与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密切合作，并寻求全球市场监管机构的建议。中国一些优势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交易，参与全球资本流动，遵守市场管理规则。新组建的私营企业也开始寻求在中国的香港地区而非中国内地上市。2002年后，企业又开始将目光转向纽约股市。

    2003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屈指可数。而2004年一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就超过了50家。帮助中国公司上市的投资银行家在过去5年中频繁穿梭于上海和北京，与监管机构合作，争取更多的中国公司能在境外上市，也争取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有所改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有过在香港工作的经历，对那里非常了解，有些人还曾经在伦敦、法兰克福或纽约工作过。他们想要发掘中国新一代年轻企业家的潜力，也想管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开募股方面的工作，结果就促成了高新技术网络公司和传统银行及保险公司的独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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