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下那个幕友的手笔，糟不可言，原意是在为铭军的败绩有所卫护，说霆军与铭军约期会师，分路进剿，霆军所剿的是赖汶光，铭军所剿的是任柱，赖弱而任强，所以霆军胜而铭军败，但鲍超的原奏是，击破了东捻的主力任柱，始获大胜，彼此的说法，有明显的抵触。

    “鲍春霆功不抵过。”汪元方说，“他虚张战功，言不符实，误期于先，又惊动铭军，以致大败，如果科以失机与掩饰的罪名，应该斩决！”

    “啸翁！”宝鋆大声说道，“此论未免过苛。”

    “我是就事论事，无所偏袒。”

    “我亦不是偏袒鲍春霆，无非从激励士气着想。”

    两个人又有起争执的模样，恭王便作调停：“且等上头有了话再说。”

    “上头”还是那句话，鲍超的功过要细查，两宫太后看着来自各方，同奏一事而说法纷歧的奏折，颇为困惑，慈禧太后说道：“有功的该奖，有过的要处罚，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人都闹糊涂了！”

    “这都是因为鲍超所报不实之故。”汪元方越次陈奏，“请旨该交部议处。”

    “这不大好吧！”慈安太后说，“不管怎么样，鲍超总是打了胜仗。”

    “他说胜仗，不尽可靠。为了申明纪律，臣以为非严办不可。”

    这时恭王不得不说话了，“汪元方所说的虽是正论，不过湖北军务正在吃紧之际，朝廷似乎不得不放宽一步。”他说，“事在疑似之间，不宜作断然处置。”

    “事无可疑的……。”

    “这样吧！”慈禧太后不让汪元方再说下去了，“拟个上谕，申饬几句好了。”

    “是！”恭王又问，“李鸿章代奏，刘铭传自请参处一节，请旨办理。”

    “那当然也不必问了。”

    于是拟旨进呈，说是“刘铭传于尹隆河之败，进退失机，其自请参处，本属咎有应得，惟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姑念刘铭传果敢有素，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功，均加恩免其议处。”

    谴责的旨意，已经由兵部专差，飞递在途，鲍超却还兴高采烈，有着好些为人为己的打算。他平生打过许多胜仗，但自觉这一仗最得意，最重要，也最痛快，自下洋港与刘铭传一晤以后，亲追穷寇，接连五昼夜，纵贯湖北南北，追到鄂北枣阳、唐县一带，东捻经桐柏山区窜至河南泌阳，鲍超方始松了口气。

    其实他还可以追，只是有一番报答知遇的私意。平生意气感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尽瘁而死的胡林翼，一个忧谗畏讥的曾国藩，而后半段的事业，尤以得曾国藩的庇荫为多，因此他对“九帅”亦别有一番爱戴之意。曾国荃自复起为湖北巡抚，不甚得意，屡奉朝旨，说他剿捻不力，与左宗棠、李鸿章的飞黄腾达，相形之下，益发令人不平，鲍超为人打算，想留在湖北，帮“九帅”的忙，所以不肯追东捻到河南。

    为自己打算，他实在不愿入陕，听左宗棠的节制，“我是豹子，他是骡子，打伙不到一起！”他这样说。夔州话念鲍为豹，所以他自称豹子，而“湖南骡子”自是指左宗棠。

    左宗棠这时正在湖北招兵买马。他是功名之士，任劳可以，任怨不干，而任劳亦必先较量利害得失，陕西是个烂摊子，他不肯贸贸然去收拾，要练马队，要造炮车，要肃清中原，确保饷源不断。好在他有个杭州的大商人胡光墉能替他在上海向洋人借债，不要户部替他筹款，就乐得随他去搞了。

    在湖北，左宗棠跟鲍超见过面，朝廷一直有旨意，催调鲍超一军入陕，所以左宗棠虽未入关，已以鲍超的上司自居，当面指责他的部下骄横不法，习气太重。在客地尚且如此，一到陕西，正式隶于部下，以“左骡子”的脾气，决没有痛快日子过，所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