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我在这个充满可怕的商业气氛的卢尔德——即使现在正值商业淡季，即使现在正值战时，这种商业气氛依旧弥漫全城，这使得一切都显得庸俗难忍——住了几个星期，因而越来越受到了刺激，可能是因为汇集在那座大教堂里的那群可怜的残废人至今使我难忘，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反抗情绪一旦有所流露，我和娜塔丽的种种遭遇使我郁积在心头的怒气此时也就统统爆发，冲决了我精神上善于克制的本能——不论到底是什么缘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昨夜当我参加午夜弥撒的时候，尽管十字架上的那个基督如今对我已是非常熟悉，尽管我已写了许多关于基督教义的书籍，并且我也曾确实钟情于欧洲的宗教艺术，昨天夜里我感到陌生疏远，我感到寂寞孤独，就和我十五岁时在奥斯威辛那座教堂里的感觉完全一样。

    我今天早晨醒来时，脑子里想着这件事。我现在一面喝咖啡，一面写下这页日记。咖啡不坏。在法国，即使是在激战期间，即使是在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只要有钱，还是什么都能买得到。在卢尔德。即使是黑市价格，也不算十分昂贵。现在正值淡季。

    自从我们来到卢尔德以后，我就一直没写日记；说实话。我是希望能在开回家的轮船上重新提笔写下去的。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和我的侄女虽然彼此都不说穿，我们的处境实际上可能要糟糕得多。但愿她的乐观情绪是真的，而不是象我一样故作镇静。有些情况她不了解，总领事做得对，为了避免使她不安，没把我们的困难—一详细告诉她。但是，他对我却是十分坦率。

    我们遭遇到的麻烦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得了的。只几天之差，我们还是不能合法离开维希法国，这当然是件最最可怕的不幸事情。一切都已准备妥贴，那些宝贵的证件都已经拿到了手，但是美国登陆的消息刚一传来，所有的火车时刻表都暂停实施，边界也全部关闭。吉姆。盖瑟为了保护我们，冷静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为我们提供了正式的记者证件，并把发证日期提前，填在一九三九年。凭着这些证件我们成了《生活》杂志的记者，这家杂志确实也曾发表过我写的两篇有关战时欧洲的文章。

    非但如此，他还为我们办了别的一些事情。他们在销毁文件的时候翻出了《生活》杂志寄来的两封请求允许转载一些作家和摄影家的作品的信件。马赛有一个专为难民伪造证件的集团，这个集团手艺高超，由一个知名的天主教神父领导。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总领事虽然需要处理其他许多事情，但他还是通过地下关系，搞到了几封写在《生活》杂志专用信笺上的伪造信，我和娜塔丽也就真的成了《生活》杂志正式聘请的记者；这些证件看上去就和真的一样，那磨损、折叠的痕迹，那稍稍有点褪了的颜色，就好象真正用了几年时间。

    詹姆斯。盖瑟并不指望这些伪造证件能够长期掩护我们，但是他相信，至少可以应急，直到帮助我们脱险。不过时间一长，危险也就逐渐增加。他原以为我们几天之内或是几周之内就能获释，因为我们毕竟并没和维希法国开战。我们仅仅是断绝外交关系而已，因此美国人并非“敌人”，根本不应受到“扣留”。然而，我们在卢尔德的这一群，总共约有一百六十名，却是实实在在被一扣留“在那里。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处在法国警察的严格管制之下，一切行动都须受到一名穿制服的警官的监视。几天之前，德国秘密警察在我们美国人被隔离的四家旅馆周围布下岗哨，从那以后，我们就不但受到法国警察的扣押，而且处在德国人的监督之下。这样一来，法国人的举止中不兔隐约表现出一种受到耻辱的窘迫之态，他们在一些小事上于是也尽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德国人始终寸步不离，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他们总是板着面孔，踏着正步跟在后面奉陪，在旅馆的过道走廊里，他们双目凝视，紧紧盯住我们不放，如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