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可悲境遇，我为此感到的内疚更加深了我对娜塔丽的气恼。她一直不许我表白我的内疚，她总是打断我的话，说她是个大人，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对我毫无怨恨之意。

    现在，我们处于德国人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已有一个星期了；我虽然依旧念念不忘，娜塔丽本该趁着那次机会，跟随拜伦一道离开，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更加能够理解为什么她不愿那样做。没有合法的证件，万一落入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手中，那将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待他们的看押对象，任何警察都必须多少摆出一副严肃、敌视、冷酷的面孔；既要执行命令，他们就不得不抑制住同情之心。过去两年之中，凡是与我打过交道的意大利警察或是法国警察——就此而言，还有一些美国领事——统统毫无可爱之处。

    但是这些德国人则不一样。命令看来并不仅仅指导他们的行动，命令好似完全占据了他们的灵魂，不论他们的面孔或是他们的眼睛，都已容不下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人情理性。他们是牧主，我们是牲畜；或者，他们是蚁兵，我们是蚜虫。命令切断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一切。这真令人骇异。确实，他们那种冷酷空虚的表情叫我毛骨惊然。我知道，上层人物里有那么一两个“正派人”（盖瑟的说法），但是我这次并未碰上。我以前也曾结识过一些德国的“正派人”。而在这里，你只能看到条顿民族的另一副容颜。

    娜塔而很可以跟着拜伦去冒一次险；象他那样机智勇敢的年轻人实在少见，再说他还有特别外交证件。只消猛然一下冲过火焰，也就万事大吉。如果她还是昔日的娜塔丽，或许她会这么做，但是她却为了孩子而畏缩起来。詹姆斯。盖瑟依然坚持（只不过，随着时日的消逝，他的自信也逐渐减弱），他对她的劝告是对的，最后的结局还是会不成问题的。我觉得他现在也开始怀疑起来。昨天夜里，在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踏着雪地去参加午夜弥撒的路上，我和他又把这件事情谈了一遍。他坚持说，德国人因为要在这场交易中尽可能不使他们的间谍暴露身份，所以不论现在还是以后，不论是对谁的证件，他们都不会过于仔细地检查。娜塔丽、路易斯，还有我，不过是三个有热气的活人，或许能换到十五名德国佬。能这样，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不会再另生枝节。

    他认为重要的是，我应该把身份隐瞒到底。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和级别较低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打交道，几年之时，他们之中谁也不会看什么书，更不用说我的书。他说证明我记者身份的证件不会发生问题，那些警察官谁也没发现我是什么“名流”，或者是什么重要人物，也没发现我是犹太人。考虑到这一点，他打消了有人提出的要我给旅馆里的人作一次讲座的建议。为了消磨时间，合众社的一名记者正在加利亚旅馆张罗一组演讲。他给我出的题目是耶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几天前的事，要不是吉姆。盖瑟否决了这一建议，我是很可能会同意的；但是，自从我经历了那次午夜弥撒以后，我是无论如何——即使回到美国以后，即使有人出大价钱——也不会再以耶稣为题来作宣讲了。我的内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至于这是一种什么变化，我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即使是关于马丁。路德的题材，我也越来越感到难以下笔。昨天夜里，我心中的那一变化刚刚露出端倪，我仍需要集中精力，才能理出一个头绪。不出最近几天，我将在这本日记中追溯一下自从在奥斯威辛第一次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直到后来在波士顿曾经一度皈依基督教，这八年间我所走过的道路。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娜塔丽抱着路易斯从她的卧室走了进来，两人都穿得厚厚实实，准备出去进行她早晨的散步。打开房门，我们那个阴沉的德国影子对着我们怒目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