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断了我。

    “像多莉和我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敞开心扉。”

    多莉和我？看来她出手快得很呢！

    “是这样的，我们都在收养所长大。”

    我一愣，停止了咀嚼。

    “我母亲到了费城以后嫁给一个名叫约瑟夫·林登的男人。在我大约七岁的时候，他们双双死于一场车祸。”他的语调平静，好像在预报一阵冷空气来临，而不是在讲述一场改变人生的悲剧。

    “那是一个冬天，刚下过一场暴风雪，费城有很多山地，车子就那样失控，冲下大桥。”

    我皱起眉头。

    “因为在那边没有亲人，至少是没能找到什么亲戚，我就进了收养所，呆了十年。”

    那个女服务员为我们点了单，大声报了一遍，随即走开了。

    我看着大卫，不知先问什么好。

    “你是怎么……怎么……？”

    “进过收养所的孩子有一种特别的眼神，我隔很远就能看出来。他们往往耷拉着眼皮看人，不想让别人发现他们的目光，不想被注意到。他们就只想敷衍过去，不惹麻烦。多莉就有那种眼神，我想自己也有。”

    就是因为这个他才一直戴墨镜吗？“但你现在已经很成功，完全不像……像你说的那样。”但愿这么说不会显得势利。

    “关于这点，我从没质疑过自己。母亲经常对我说，我能够，不，我一定会实现所有的梦想。她说我是特别的。”他叹了一声，与其说是感慨，不如说是呼了一口气。

    “我一直深信不疑，虽说后来我也意识到，她这话更主要是说给自己听的。”

    “怎么说？”

    “我就是邪不胜正的证明。在希特勒几乎杀光了犹太人之后，我出生了，我就是她的胜利。我是一个切实的存在，一个可触可感的证明——不是纳粹，而是她，赢了。她像对待王子那样养育我，当然不是以物质享受，因为严格地讲，我们那时是贫穷的。但我拥有无条件的爱，我的一切要求都可以满足。”他垂下目光。

    “直到她去世。”

    点的菜端上来了。他拿起烤牛肉三明治，大口吞食着，我慢慢地吃一份沙拉。

    “那十年我不断地被送去费城的各个收养所，”他咬下一口，说道。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他下巴上的一条肌肉轻跳着。

    “但我很幸运，拿到了去宾州州立大学的全奖。一年之后，又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后就一直呆在费城。”

    女服务员端着一壶咖啡过来，我把手罩在自己的杯子上，但大卫点了点头，她就倒了一杯给大卫。大卫打开两个糖包，倒进咖啡里搅拌。不管莱尔·戈特利布是怎样一个人，我想，至少她是个好母亲；她对儿子的信念，支撑着儿子渡过了那段充满孤独和磨难的少年时期。他撑过来了。还有多莉。

    我把自己的盘子推开。

    “那么，说说你的计划吧。”

    他啜着咖啡。

    “我想去找一下警方，看看能不能拿到父亲那件案子的卷宗。如果当时负责此案的警察还在世，可能还要拜访一下他。”

    我咬着唇。

    “我知道希望渺茫，”他说。

    “但说不定，他有个儿子或者女儿，他们能记得什么。”

    我摇摇头。

    “怎么了？”

    “找警察没用。”

    “为什么？”

    “他们不会透露任何信息给你，尤其是，严格说来，这个案子还没结案。”

    “但已经过去60年了。”

    我耸耸肩。

    “你怎么知道的？”

    “几年前，为了当时拍的一个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