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晨6点，我离开家，沿着街区走去。我用一把大学时就开始用的钥匙打开门，进入我孩提时代的家。

    岁月对这个住所并不友好，不过话乂说回来，当初它就没有出现在花园洋房中（除非也许曾被当做“以前的”个别对比照片）。四年前我们换掉了粗毛地毯——蓝白斑点的地毯颜色快褪没了，线都露了出来。其实它是向我取代了——剪得很短的毛磨光了，成了办公室那样的灰色，这样我父亲的轮椅就可以自由地移动。此外一切照旧。擦得铮亮的边桌上还摆放着一些拉多牌的瓷器小玩具，它们是很久以前远涉重洋从西班牙运来的。假日小酒店风格的小提琴和植物果实油画——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哪怕一点音乐细胞或者嗓音甜美——依然装饰着漆成白色的木质格架。

    壁炉架上方有一些照片，我总是逗留在那里，凝视着妹妹斯泰西。我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或许我知道（我在寻找线索，寻找预兆）。我在寻找这个年轻、脆弱、受到损害的女人的任何一点暗示：竟然从街上买回一枝枪，向我射击，伤害我的女儿。

    “马克？”是妈妈。她知道我在干什么。“过来帮个忙，可以吗？”

    我点点头，朝后面的卧室走过去。爸爸正在一楼睡觉，这比坐着轮椅想方设法爬楼梯容易些。我们给他穿上衣服，就好像给湿砂子穿衣服一样。父亲懒洋洋地左右晃悠着。他的体重有突然失重的趋势。母亲和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但这并不能使这个任务轻松些。

    再见时，母亲吻了我，嘴里散发着淡淡而熟悉的薄荷香气，夹杂着烟草的味道。我曾催促她戒烟，她不停地许愿，但我知道这事永远也做不到。我留意到她脖子的皮肤松松垮垮的，金项链几乎嵌进了肉纹里。她俯身向前吻了父亲的脸庞，嘴唇在上面多停留了好几秒钟。

    “小心点，”她告诫我们。之后又重复一遍，她一直都这么告诫我们。

    我们上路了。我推着爸爸穿过火车站。我们住在一个有短途交通车辆的小镇上。大多数时候，男人们，当然也有女人，都在排队，身上穿着长大衣，一手拎着公文包，一手端着咖啡杯。听起来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但在9点到11点之前，这些人对我来说是英雄。他们一周五次乘坐那可恶的火车。他们乘车赶到霍伯肯，然后换车。火车把他们带到纽约市。有人会奔向33大街，再换车去市中心。其他人会乘车去金融中心。它现在又开张了。为了自己爱着的人，他们每天都在作出牺牲，压抑着自己的愿望和梦想。

    我口了以靠整形外科挣钱。这样爸爸就能得到更好的照料。父母就可以搬到一个好地方去，雇一个全职保姆，找一个能迎合他们更多需求的地方。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没有靠更频繁地在这条线路上旅行向他们提供帮助。坦白地说，这样的工作会使我厌烦。因此我选择从事一些更令人兴奋的工作，做我喜欢做的事。因此，人们认为我是英雄，认为我是作出牺牲的人。说句实话，谁愿意与穷人打交道？他们往往更自私。我们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需要。对我们而言，仅仅为养家糊口而工作并不是全部。养活我们爱着的人是次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个人的满足感，即使牺牲家人的要求也在所不惜。现在，我看着那些穿长大衣的人麻木地登上开往新泽西的火车。虽然他们经常痛恨他们要去的地方，痛恨他们从事的职业，但终究还是得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家庭，为了使配偶、儿女、可能（仅仅是可能）年高体弱的父母生活得更好。

    因此，说句实话，我们之间谁应受到崇拜？

    每周四，爸爸和我都是沿同一条路线散步。我们在图书馆后面的公园里绕圈0公园里的橄榄球场上人声鼎沸，孩子们在那里玩耍，此情此景似乎使父亲非常舒心。我们停下来，深吸了儿口气。我看了看左面。几个健康的女人正在进行减肥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