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可得护着点。”老王没深琢磨这话的意思，而是认为理所当然地点头称是。包廷贵新迁来，有些日用家什不全，老王常帮助。遇到包廷贵和维族社员或干部打交道，老王又帮助给翻（译）话。郝玉兰会看病，有事没事给老王的两个儿子一点小药片吃，老王也是感激。他们两家的关系很快热乎了起来。

    在旧社会，老王因为穷困，耗到三十多才结的婚，老婆又因为有病不生育。合作化那年，工作队里有个医生，给老王家里治好了病。到一九五一年，老婆已经三十六了，怀了第一胎，而且一怀就是双胞。生的时候又是难产，若不是当时担任合作社主任的里希提做主把产妇送到伊宁市的医院，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好不容易剖腹取出了孩子——是一对方头大耳的胖小子，真爱煞人。大的起名叫龙，二的起名叫虎，反映了老王对生活在新社会的下一代寄予的无限希望。这两个宝贝疙瘩可是老王心上的肉，人家都说老王的老婆带孩子的时候一夜一夜地照样睡觉，而老王总是听着孩子们的呼吸动静，一会儿给这个盖盖被，一会儿又给那个把屎把尿，到天亮也不得安生。郝玉兰能给这两个孩子治病，这可抓住了老王的心。

    从四月份以来，包廷贵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老王家里，带来了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什么苏联和中国“崩”了，印度也跟中国打上了，什么维族人要“暴动”了，已经提出来要“杀回灭汉”了，要把汉族人全赶走了……接着又来了一系列具体报导：什么伊宁市一个汉族妇女因为买蒜和一个维族娃娃吵架，最后汉族妇女被一堆维族人给打了一顿，什么汉族人买羊肉的时候维族卖肉的只给骨头，汉族人买馕的时候维族打馕师傅专挑落到火星烧焦了的给……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这一类的话，对于老王来说并不生疏，因为老王经历过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的民族仇视，他听过许多这一类的可恶的传说，现在包廷贵说的这些不过是旧社会的某些说法的拙劣翻版。老王也知道，即使在那种社会的那种年月，大多数善良的维吾尔族劳动人民和正派的汉族劳动人民仍然是相处得很好的。所以，最初，老王听了并不以为意，而且还劝包廷贵：“甭管那些，少听那些，只要咱们不欺侮他们，他们不欺侮你……”

    与此同时，老王也听到庄子上一些社员对“高腰皮鞋”的反映：蛮不讲理，辱骂少数民族，放出猪来喝渠里的水。老王见到包廷贵，便提醒他要注意搞好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包廷贵又喊了起来：“少挑老子的毛病！老子不怕那一套！谁动我一指头，我还他一巴掌……再不行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不怕这些玩意儿！”

    他用种种肮脏下流的语言辱骂起少数民族来，骂得老王两眼发直，木在了那里。等包廷贵走了，他觉得胸口发闷。

    从此，老王有时想和包廷贵疏远一点；但是，还没等他拉开与包廷贵的距离，就在大前天，出了一件事。

    老王的宝贝儿子，孪生弟兄龙和虎在四队和七队两个庄子之间的林带里捉蚱蜢玩耍，七队社员尼牙孜的女儿也在那里玩。后来三个孩子便一起玩逮人的游戏，玩着玩着又争执起来。王龙推了女孩儿一把，女孩儿摔倒在地上哭着不肯爬起来。正赶上女孩儿的妈妈库瓦汗下工从这儿过，看到这种情形就揪住了王龙的耳朵。王龙又吓耳朵又痛，哭了起来，王虎过去想把女孩儿扶起来，库瓦汗不知对王虎的举动是怎么理解的，她放开了王龙给了王虎一个耳刮子。这样三个孩子就哭在了一堆儿，其他过路的社员都责备库瓦汗不该动手打人，有的去分别哄慰三个孩子。就在这时，包廷贵和郝玉兰来了，先把在场的所有的维族社员骂了几句，然后一个抱起龙，一个抱起虎，就往老王家里走，老王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但是，一看两个孩子脸上都哭得横一道竖一道，龙的耳朵通红，虎的脸上有五个手指头印子，脸倏地变了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