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上看过了那么多来自农村的鼓舞人心的捷报，怎么农村的情况却变得那么黑暗了？农村干部，就是当年用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把粮食、车辆、鞋子和子弟献给了革命的、被国民党反动派咬牙切齿、疯狂咒骂的所谓“村干”，现在竟呼啦呼啦成了四不清的与地、富、反、坏为伍的家伙？也许是他自己落伍了，跟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势、新课题？农村里究竟为什么、怎么样发生了这样巨大的令人灰心的变化了呢？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怎样理解这个字面上看来相当不确定的新命题？怎样弄清四清、四不清这些省略语的内涵与外延？四不清究竟算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阶级力量的代表？四不清干部包括哪些人，都是敌我矛盾吗？所有这些急迫地寻求答案的问题，当然不是靠理论分析所能解决的。尹中信只盼望早一点到伊犁，早一点下乡，以便通过亲身的实践，来解决这些使他不得安宁的问题。

    尹中信问章洋：“怎么样？下午几点可以到？”

    “噢，噢，只剩下一百公里了，从这儿下去，就是著名的果子沟。一出果子沟，就是伊犁河谷——美丽的绿洲了，可惜是冬天，再有两三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在伊犁饭店——它位于伊宁市两条大街的会合处——下榻了……”

    小说人语：

    大地与边疆的颂歌响起，仍然动情。

    难得小说人在那个年代找到了一个抓手，他可以以批评“形左实右”的“经验”为旗来批“左”。至于“经验”一事的真相与实质，更不要说背景与内幕了，完全无可奉告，更无意旧事重提。这里提到了“经验”，同样是惹不起锅就只能惹笊篱的文人路子。

    在如此美妙的祖国河山中，人们寻找的首先不是风景与诗，而是一个对于“阶级敌人”的定义与可以照此缉拿的图形，一面是斗志昂扬，一面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定义与图形，北京话叫做：“谁难受，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