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手不能生硫，长期不拿画笔，人就报销作废了！”

    我们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见灯塔，更看不见陆地。尽管报社领导指出右派的前途时，引证毛主席的话：“三年怎么样？三年不行五年、八年总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对这几句话百听不厌——因为我还幻想着拿笔写小说；但理智上总是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我胡乱猜想脱胎换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时间，按照找对未来的剖析，10年后我34岁，那时青春尚存，容颜未老，精力还不到枯竭的时候，也许还能干点儿事业。因而，当夜深人静，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谈论这些事情时，还自我麻醉地背诵过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妻子则比我还要悲观，她常用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概括老右们的命运。她的论点是：光阴不会倒流回来了，没有这批戴上右帽的知识分子，火车照样地开，地球照样地转。

    我说：“不会这样，中国需要知识分子！”

    “你倒不见外！”她说，“人家已经把你比作狗屎堆了，你还自作多情。”

    不是吗？报社这些右派离开办公桌之后，报纸照常出版，书店照常卖书。

    浓重的悲观情绪在我心扉聚集，我曾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认为末日已经到来。记得，那是1958年的4月6日，一辆卡车送我们去鲁谷公社改造。新华分社的右派去了上庄，北京出版社的右派去了何家坟。卡车前边的另一辆车上，拉着满当当一车被宰割过了的半扇子生猪肉。我敏感地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便捅了王复羊一下说：

    “瞧……”

    “看见了。”

    “会吗？”

    “但愿不会。”

    这些心照不宣的问答，实际上是打着哑谜。因为没有人能推测出谜底，谁也卜算不出未来的命运，以及这些“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归宿。我看了看卡车上的伙伴，仿佛都看见了前面卡车上的死猪肉，有的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有的故作镇静地喷烟吐雾。

    梁沙军乐呵呵地提出问题：“诸位，谁吃过人肉？”

    “据说不开化的边远地区，还有吃人肉的。”赵老夫子慢吞吞地回答。

    “什么味儿？”

    “酸的。”

    “那不成了‘生番’了吗？”

    “据说文明人，也有吃的。”王复羊淡淡他说。

    我听得出来，他在隐喻着什么。这种隐喻的密码不能破译出来，因为他在嘲讽政治。

    梁沙军却接嘴说：“要吃就尝我的好了，鲁谷公社紧挨着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我愿意躺在那儿，为人民吃肉服务！”

    卡车上开起玩笑来了。有人说梁沙军太瘦，浑身净是骨头，没油水，有人说从维熙还胖一点，骨骼瘦小肌肉发达。最后，大家在卡车上选开了“杨贵妃”，后又评论开了古代帝妃中，到底是瘦瘦的丽人赵飞燕美？还是杨贵妃美？

    鲁谷公社确实如粱沙军所说的，界临两个公墓。我们改造思想的第一个驿站，就与死亡、十字架、墓碑为邻。特别是我和王复羊、骆新民的驻地——下庄大队，离人民公墓、革命公墓最近。4月6日，正值清明前后，革命公墓内因有围墙隔挡，听不到生者对死者的絮语；而人民公墓就在我们村后，我们在村边干活，祭悼亡人的涕哭声此起彼伏。

    这就给我们本来就充满忧郁的心灵上，又浇上几分忧愁。我们是奉命来农村改造思想的，虚心向社员们学习。可是，我们来到这儿不久，就发现在学习方向上的茫然。不，不仅仅是茫茫然不知所学，甚至遇到了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个人奉命去鲁谷村，支援玉米地除草间苗。该村那位姓李的生产队长对我们说：“同志们到这儿来都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