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他为什么滥用了“同志”这个圣洁的字眼？），我这半大老粗，最佩服讲实话的人，右派是什么？右派净是些说大实话的人。队里对同志们（又是一次滥用）没有苛求，量力干活就行了！”他这番话说得和颜悦色，表情和蔼可亲，使我们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觑。

    按道理讲，一个有坚定改造信念的人，应当对这位李队长的话，给予驳斥；可是人家又是负责监督和管理右派的贫下中农代表，基层政权的一员。接受他的这些观点，那怎么行。他是给右派唱颂歌的，不等于否定了反右运动，否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了吗？因而，大家都沉默地一言不发，只有走进了玉米地，避开那位右派中的“头人”（即报社指定的右派中间的负责人），才敢对这位李队长进行评论：

    “天字第一号！”

    “农民也有自己的脑裳！”

    “这叫‘戏法再多变，自有明眼人’！”

    “贫下中农万岁！万万岁！”

    但是，农民中也并非都是李队长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下庄就遇到过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比如，清明节后，一个哭坟头的妇女，为了祭悼死者，离开墓地前把一盒点心，埋在了坟前土窝里。那个女人刚走，一位贫下中农就扒出来，提进自己的家院。由于下庄有“近水楼台”的地理条件，这种事情层出不穷。一个社员向我们解释说：“上坟是封建行为，与其那些点心喂了地蛆，还不如装进人肚子！”

    离我们的住房不远，有个绰号叫“独眼龙”的社员，他长得人高马大，说话铿然有声。据说，他祖辈人过去是盗墓人，他不偷不盗，负责迁坟抬骨一类的活儿。时正初夏，蚊子、小咬已在空中乱飞，有一个重情义的男人，给他刚刚死去不久的情人来迁坟。棺枢不让上火车，尸体又已经发臭，而这个多情的男人要求把情人的完整骨架，运往他南方的故乡。在我们看来，这几乎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差事，可是那个叫“独眼龙”的社员，却应承下来。他刨坟，开棺以后，硬是用刀子像剔猪骨头一样，把那年轻女尸的肉剔了下来，把骨头装进口袋，然后，洗净消毒让那男人来取。

    鲁谷公社距离北京市区仅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蛮荒，使我们深深地震惊。当时，正逢苏联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因鲁谷公社曾命名为中苏友好公社，芭蕾舞团来公社演出《天鹅湖》中的片段——“四只小天鹅”和《吉赛尔》舞剧中的一幕。简直若同发生了地震，几个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妇女社员，对我们说：

    “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儿，是不是爹妈养的！”

    “喂！你们都是喝过墨水的，说说看，为什么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没光身子，要是光着身子，咋看不见……”

    我们没有资格去欣赏芭蕾舞剧。

    我们也无心情去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去欣赏芭蕾的人，偏偏又是另一个精神世界中的人，这些大娘、大嫂、姐姐、妹妹们，都是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这个村没有地主、富农），不但艺术距离她们非常遥远，而且有一种抵制现代生活的本能，我们又该怎么向她们学习呢？又学习些什么呢？

    有一天，在村头干整菜地畦埂的活儿。几个男社员穷极无聊时，把一个徐娘半老的女社员按倒在地，扒下她的裤子（他们俗话叫“开瓜”），把一根猪尾巴硬是塞进她的腿缝之间，他们笑着，闹着……我们只好尴尬地扭过了头。

    一会儿封建得像“九斤老太”。

    一会儿又荒唐到无以复加。

    他们是农民，是地地道道靠修理地球，并从地球上获取食物而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的农民。我突然感觉到50年代那些写农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矫饰了。也许从这个时候起，我才开始意识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