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子担水。由于担水路程较远又带有某种竞赛的性质，我自不甘落后，所以肩膀结出层层血瘢后，就成了一块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怕压，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很快学会了担着满当当的两桶水，在行走中轻松自如地倒换肩膀，忽儿头一低让扁担从左肩转向右肩，右肩累了，再从右肩转回左肩。这是我劳动改造生涯中，最早获得的第一个适应生活的本领。

    达尔文曾有名言警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认为这种生存本能，不但动植物具有，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具有这种适应的本能。比如：在鲁谷村改造的漫画家李滨声，曾以一张《没嘴的人》和另一张的漫画，震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英国的《泰晤士报》曾于1957年转载）。但此时在鲁谷村的泥屋里，伊然像个西北高原上的老农了。一顶破了了檐的遮阳草帽，半遮半盖地露出他那张黧黑黧黑的脸，赤板脊梁上留下7月骄阳烤烧的痕迹——层层晒成燎泡的白皮。此公昔日多才多艺，除去是著名的漫画家之外，还是能在舞台上表演大变活人的魔术师。解放前他还曾以“浴非”的艺名，在《吕布戏貂婵》、《辕门射戟》、《白门楼》等戏中，饰过骄横不可一世的吕布。此时，吕布大战刘、关、张之气势，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他拿出一个自刻的大图章给我看，上刻篆字“鲁谷辛农”。

    这种对环境的适应完全出自于人的本能。在右派的改造学习会上，人人都神态严肃他说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这种虔诚也并非矫饰，好像一到这样的会场上，自己就当真犯了什么大罪似的。你一句，我一句，都检查得全面而深刻。可是一到现实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比如：公社化后第一个举动，就是把鲁谷和下庄社员们家庭伙食合并成一个大食堂。中午收工时，热汗淋淋的面孔，排成长长一串，等待着食堂窗口递出来几个窝头和一碗菜汤。我们排在长长队伍的后边，沉默地面对生活的骤变。难道这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难道那一座座小土高炉真能炼出1080万吨钢来？站在这儿排队领食真是先进事物？如果有哪一家的儿媳生了娃子，窝窝头、白菜汤能补养身子吗……问题走马灯般地一个接一个盘旋在脑袋里，在这一霎间，我发觉自己成了一个两面人，会下以矛攻盾，会上以盾折矛。两种虔诚交织在一起，像两盘石磨一样，碾碎着我的一颗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不能自持。会上提出改造右派观点是真的，会下对大跃进、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吹冷风发牢骚，更是真的。

    给我留下最荒唐记忆的事儿，要属“大跃进”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世界闻名的消灭麻雀战。市区机关。工厂，学校。兵营。市民……全体总动员。郊区人民公社贯彻这一决定时，韩队长在下庄的广播中喉咙嘶哑地喊追：“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交给的政治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全体出勤，做到人人手里有铜锣，人人手里有弹弓，吓唬麻雀的锣鼓不够用，就把脸盆拿出来敲。你们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在树梢、房檐上落脚喘气，累死这些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这天，北京市内锣鼓喧天，街街巷巷、角角落落都有“重兵”把守，成为建国以来别开生面的盛大节日。

    我的具体任务是警戒一片松树林。

    武器——大队发给我一把打鸟的弹弓。

    清晨、我是带着窝窝头进入阵地的。同时，口袋里悄悄装上一本小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下庄周围最大的一块绿荫，七枝八杈蓬蓬松松的老松树，在我头顶上织成一把大大的遮阳伞。我躺在一座坟的坟坡上，嘴里嚼着窝窝头，两眼望着松枝间飘动的浮云，觉得非常好笑：中国地域辽阔，天上飞的麻雀无其数，它们在哪儿落脚都能生存，怎么能把这些小东西消灭殆尽呢？中国是疯了，还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