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去伪写真。我甚至于反躬自问自己曾经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是不是歌颂光明生活的音符太强烈了？或许它从一落生起，就打上了为政治服务的胎记，使自己的艺术视野没有投射到这块粗犷的原野上来。

    画家王复羊对此也深有所感，他对我说：“我们在政策上就把贫下中农神秘化了，其实大家都是肉眼凡胎。”

    画家骆新民的语言更为刻薄。他说：“把右派弄到这儿来，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让知识分子变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群氓。”

    “比方代的发配，只是脸上缺少个印记。”我说。

    骆新民非常后悔自己从马来西亚回国求学，他唉声叹气地摇着头：“早知今日……早知今日……”

    我非常同情他，便答出下一句：“何必当初……何必当初……”我还把在我划右之后，偶然间拨台播到了日本台，日本如何抗议中国迫害艾青、丁玲的新闻，告知王复羊和骆新民。好像只有这样，心中的郁闷之情，才能平复一点似的。

    当时，我妻子张沪的改造地点在焦家坟，离下庄有一里多地。晚上，有时她和赵筠秋来下庄聊天，大家议论的多是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她重理性思维，说话尖刻。“赵老夫子” 是学经济的。大家凑在一起，难免对各自所在农村谈些看法。当时，中国刚刚擂响大跃进的战鼓，劳民伤财的深翻土地以及大炼钢铁之举，已开始在京郊农村风靡。我们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都是“乌托邦”，是“杀鸡取蛋”，破坏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和谐。这些看法，时隔二十多年后，已被历史检验属于绝对正确。但在当时，却等于在自织罗网。加上当时我从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内部发行的《南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纲领》，在劳动之余翻看，并借给骆新民和王复羊阅读过，尽管我们翻看它时，无意从“南共纲领”中吸取什么东西，但是已经是在为自己自掘陷阱了（后边再向读者谈及）。

    在下庄的日子，使我难以忘怀的，除了有农民的蛮荒、落后一面之外，也还有农民的宽厚和真诚。该队韩队长，出于照顾我们，总是把我们几个安排在妇女队干活，她们虽然都知道我们三个人，人人头上都顶着“雷”，却从不刺激我们以显示贫下中农的自我优越。相反，她们有不明白的问题，还常常询问我们，我们以“大娘”、“大嫂”称呼她们，她们则称呼“老从”、“老王”、“老骆”。

    当然，在村里壮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这三块红土，也要顶替朱砂使用。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时的挥汗如雨，也不是放卫星时的挑灯夜战，而是在盛夏时节，拿着锹镐去刨坟坑。

    1958年火葬还没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总是鬼满为患，下庄地址公墓近邻，刨挖坟坑就成了“家常便饭”。我无法描述我干这件活儿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压抑以外，还有嗅觉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去抡镐刨着沙石，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脚下还要穿着高帮胶靴，以隔开脚掌和附近坟内洇渗过来的臭水。我一生中闻过各种臭气，但都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黑水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干这活儿时，呕吐不止，几乎把胆汁都抖落出来，而和我一块抡镐刨坑的社员，鼻子似乎患了伤风感冒似的、对这种气味毫无觉察，一边往下掘坑一边还哼哼叽叽地唱着小曲。他们不像我们三个老右，只偶尔干上一天。这些农村中的壮汉，成年累月地在这块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们的耐性，常想：也许只有中国农民，才具有这样独特的精神吧？！

    在下庄生产队还练就了我的一双铁肩膀。我们经常和下放干部一起，从千米左右的一个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