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正面的典型人物。像他这样一个人物，怎么可以和一个女天主教徒结成夫妻呢?

    他说正因为那姑娘是天主教徒，所以才能最大限度地体恤他的难处。她堕了一次胎后，也悄无声息地从他的生活半径内逸去了，像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他说后来塑造他为典型并进一步“监护”他人生的人们，撮合他与另一所大学的一位女宣传部长进行恋爱。他开始想不通，因为对方也是资本家的女儿。但是他被严肃告知，对方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早已是党员了。有一位党员妻子，于他是最适宜的。其实他不甚情愿的主要之点，乃因对方不如他自己对上象的前两位姑娘漂亮。而且，对方动辄从政治上提醒他教诲他的恋爱方式，也使他觉得恋爱这件浪漫的缠绵的事，在他们之间索然无味得难以忍受。于是两人的关系一直时断时续暧暧昧昧地拖着，一拖竟拖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年他已三十岁了……

    “反右”运动中，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多次揭批大会，揪出了数名“右派分子”。然而上级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怎么满意，认为应该揪出的“右派分子”远不止数名，要求他发挥他卓越的鼓动性，进一步“引蛇出洞”。他领会，那也就是指示他亲自做带头羊煽风点火了。

    那一夜他失眠了。

    他曾对我说：“当年我不是没有看到共产党的错误和问题，比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盛行。我自己也每每深受其害。可是我想，一个毫无执政经验的政党，顶着各方面形成的反动势力的压力，领导建立一个新中国是容易的吗?所以在我看来，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一个也不冤枉!当然都是以给党提意见为幌子，趁机对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我问那么他是如何给党提意见的?

    他说，他当然是很严肃很激烈地提了。“引蛇出洞”嘛。又说，但也不能提那种直指疼处的意见啊!那不成了使杀手锏了吗?那不和真的“右派言论”同一种性质了吗?说所以才需要认真思考，反复掂量，所以才失眠啊。

    我问他当年是否觉得受栽培反而活得很不轻松?

    他说那倒不。他说当年受栽培的感觉那还是好极了的。知识分子是“一撮毛”嘛。总之要附着在一张皮上的呀!当年，在中国，一名年轻的知识分子，倘能紧紧地附着在执政党这张皮上，无论是在自己想来还是在别人看来，都等于人生价值有了最大的体现呀!他说当年对于他，每一天都是无比充实的。从来也没有过所谓内心空虚的时候。更不去思索“人生的要义究竟在哪里”之类无聊透顶的问题。

    我说，那问题并不无聊透顶。

    他坚持认为，那问题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无聊透顶。坚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即使在今天，也还是“一撮毛”，也还是要附着在一张皮上。只不过可供选择的“皮”多了几张罢了。他说任何人，从伟人到庶民到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不可能不是“一撮毛”，不可能不附着在一张什么皮上。这是一个不分国界的铁规。比如克林顿附着在美国政治的皮上；比尔·盖茨附着在美国科技同时兼附在美国经济的皮上。

    我们虽是忘年交，然而毕竟有代沟存在着。话不投机，我每首先沉默，或扭转话题。

    那一天我却未免过于认真，以近乎抬杠的口吻说：“也许知识分子很难彻底摆脱是一撮毛的命运，但有无不想是一撮毛的自觉意愿，那是很不一样的。”

    他却反问：“你是不是一撮毛?”

    我一愣。

    他又问：“你敢说你不是一撮毛?你恰恰是最典型的一撮毛，附着在这个国家近五十年未变的一种体制上，又领工资，又得稿费。明明是既得利益者，却非要摆出一副清高的嘴脸。你们这号人啊，一边伸手要房子、要职称、要荣誉、要身份、要待遇，一边煞有介事地声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