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是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多可笑。明天给你们一套房子，你们的‘自由之声’就收敛一些，后天再给你们配一辆车，又收敛一些。大后天封个什么称号，不用别人教，自己先就学乖了。如今中国变化很巨大，但依我的眼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性其实并没怎么变。”

    我脸红了，辩白道：“我只在十年前要过一次房子。”

    ……

    当年的他经过一夜失眠，第二天在一次大会上率先作了措辞尖锐的发言，矛头直指校方的“苏联专家政策”。当年他那一所大学里，很有几位从苏联请来的教授、学者。有的是真教授，真学者；有的滥竽充数，冒牌货罢了。一律享受专家待遇，住小楼，拿高薪，配服务员，外出有小车坐。他所以要从这一点上提意见，乃因在他想来，这其实是最不至于使党的形象受到什么伤害的一点。无非就是对“老大哥”太好了嘛，总比针对党的官僚主义之类发言要明智呀。而且，还容易获得广大中国师生的呼应。不高兴的，只有“老大哥”们罢了。他们再是“老大哥”，也终究是客人。他认为在自己“家”里，在非要向什么现象“猛烈开火”的情况之下，以他的身份，“老大哥”们是得罪一下最没关系的……

    “老大哥就要有点儿老大哥的样子，叼着烟斗在课堂上吞云吐雾，是老大哥的样子吗?我们中国的大学课堂，对斯大林同志当然理应例外，可他们并不是斯大林同志本人。调戏中国女学生，是老大哥的样子吗?喝醉了酒倒在校园里，是老大哥的样子吗?作为校方，是不是应该反省我们的专家政策?”

    他字字铿锵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博得了一阵阵掌声。

    最后他在台上高问：“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一些学生异口同声：“奴颜婢膝!”

    学生们的呼应，使他发言的性质显得严重了。

    他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很后悔向学生们问了那么一句，但却根本没有充分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那是事情的句号，他后来的命运也不至于多么糟糕。

    然而并不是句号。

    晚上，苏联教授们住的小楼的几扇窗子被砸碎了。

    第二天，许多学生罢了苏联教授的课。

    有几名服务员还拒绝继续为他们服务。

    苏联教授中有人受到了当众羞辱。

    因为他发言中所指出的现象，是实际存在并早已引起普遍不满的事实。

    于是事情惊动了苏联使馆，也当然地惊动了中国高层。

    于是事情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在搞政治运动了，而演变成了损害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

    于是，在他浑然不知，还认为自己基本完成了“引蛇出洞”的政治任务，大功告成，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的那一天夜晚，别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不该定他为“右派分子”。

    有人替他辩解了几句。说后果尽管很严重，政治影响尽管很恶劣，但显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反动而导致的。他是我们多年培养起来的党外政治干部。良马宝驹也有偶尔失蹄之时，对他应予原谅。替他辩解的人是那些一向欣赏他器重他栽培他的人。他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引蛇出洞”的。但有更多的人反对那些人。更多的后者们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连他的刻毒言论都不算“右派言论”，那么已经内定了的“右派分子”，则都不该戴上“右派”的帽子了!分明的，他们落井下石，火上浇油，欲将他置于绝境而后快。他们或是因与他素有积怨，或是嫉妒他的得宠，或是觊觎他的职位急于取而代之。替他辩解的人们，惟恐自己也受牵连，岂敢声明他所以公开发表那样的言论，其实是领会了他们的旨意?他们既不敢承担一点点责任，在打算彻底毁了他的人们的凌厉声讨中，替他所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