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真诚。

    在他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他那次发言，被打印在各种汇报材料里和“内参”里、文件里。他的名字又一次成了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

    不久，他官复原职。

    又不久，他和那位女同志结婚。她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她是化学系“文革”前的讲师，临时抽调到“平反办公室”的。但是她却坚持认为他们的缘分是物理性质的，是“完全非弹性碰撞”的结果。而物体相碰后不再分离，并以同一速度运动，是以最大的运动能损失为前提的。他明白她指的是她将为婚姻损失事业上的追求——都四十多岁了，才是讲师。十余年没评教授了。不发愤图强，纵然又开始评了，岂能轮到她的份儿?而发愤图强吧，她又不忍使这个五十来岁才结婚的男人，仿佛只有一位象征性的妻子……

    他终于又可以昂着头出现在校园的任何地方了。他的经历开始在校园里传播。以前从未听说过他名字的人，开始将他的名字和校级领导们的名字排在一起记住。二十二年前对他落井下石的人，远远望见他绕路而行了。他们中有的“文革”十年也在劫难逃地成了挨整的对象，而有的成了“三种人”。

    他又必得在大会小会上发言了。他牢记二十二年前的教训，一句自认为不合时宜的话也不说，仅仅宣讲他的忠诚，和无怨无悔。这两点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几乎永远都是求大于供的。因而几乎永远都是紧俏的。相对于政治，好比是敬灶的麦芽糖。所以，他又成了一位被到处邀请的明星。然而毕竟的，中国的一只脚已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在感动于忠诚之后，还急需听到反思。

    他不是完全没有反思。

    不，他是有的。

    却发誓除了对他的妻子，再也不对任何人说了，更不在任何会上公开说了。

    他死了以后，由于我对他的丧事尽了点儿不足论道的操办之力，他老伴出于报答，将他的一本日记当作纪念物送给了我。

    他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二十二年的改造，使我对于中国这一个国家的政治的认识，有着比别人较深刻的体会。但是我已决定将我的体会带到火葬场去。连对她，也是大可不必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面对眼前的生活实惠，我须变得聪明。我的人生已再经不起一次惩罚了……”

    我想，他日记中那个“她”，显然是指他的妻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显然指二十二年前他曾被就要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在关键时刻出卖了那一件事。那一件事竟成他刻骨铭心的教训耿耿于怀，是我怎么也不曾料到的。

    我曾在电话里问他的老伴，从头到尾看过他的日记没有?

    她说连翻也没翻一下，不愿翻。

    我的心情这才替他觉得稍安。否则，我认为那段话对她太欠公平了。

    我甚至认为，官复原职之后的他，其发言、其报告，忠诚的成分是大打折扣的。那只不过是一次次重复性质的表态罢了。他所以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一厢情愿地那样，显然是心有余悸的结果。

    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有余悸。怀着大的悲悯来理解。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若希望一切人都理解自己，是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的。

    他当年却还不能认识这一寻常的连摆摊卖菜的农妇都明白的普遍规律。在他想来，自己被改造了二十二年，仅凭这一点，仅仅出于同情，听他发言，听他作报告的人们，也是应该给他以掌声的啊。

    然而后来，他的发言，他的报告，实际上多次遭到了嘘声。

    人们希望听到的，他只字不说；人们听腻歪了的，他一次次尽说尽说。真诚既已大打折扣，那就不能怪别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