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出来了。总不该要求别人们降低智商而欢迎他迎合他啊。

    于是他渐渐地由明星变成了一个令别人反感的人。

    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企图打消别人对他的反感。

    在发言中和报告中，他开始不失时机地替自己进行含蓄的或迫切的解释、辩白。

    于是在别人们看来，他越发地善于表演了。于是在别人们听来，他的发言有了自我粉饰的色彩。许许多多的人们，一提到他的名字，开始大撇其嘴了。他们不但开始认为他虚伪，而且开始认为他骨子里其实真是很左的了。这既是一个事实，也很难怪他。毕竟，他与没有过他那种可悲经历的人之间，有着二十二年的隔膜。二十二年后他的思维方式几乎仍停留在当年，而普遍的中国人们，尤其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思维方式已经进行过多次重大的调整了。

    他因而苦闷异常。

    他的苦闷像霉斑，一处处发生在他那一时期的日记里。

    然而又一次被角色化了的他，却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只有暗暗地苦闷而已。

    他的工作状态，由最初时期的意气风发感觉良好，而每况愈下渐渐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后来则有那么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到了一九八五年，在一次换届中，他的职务由正而副被人取代。仍为他安排副职，乃体现着校方对他的厚爱。

    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整天地有些无精打采起来。被“改造”时，他的梦想仅仅是有一天摘掉“右派”帽子；刚刚平反时，他的梦想仅仅是人们尽快忘记他曾是“右派”那档子事。他原以为自己对人生的要求已降低到了最低点，却不料人的愿望是习惯于从最低点向上逐渐攀升的。他既是人，遂发现自己也不例外。在校总机机房里，部长的姓名是列在校领导一栏的，而副部长则不，并且没有单独的一间办公室专用的一台电话了。他原以为自己其实是根本不在乎的。一旦拥有过了再失去，他却明白自己其实是挺在乎的。他因而沮丧，既沮丧于由正而副，也沮丧于连自己对自己都感到不解的那份在乎……

    一年后，久已失去了联系的当年的老校长，不知从谁那里获知了他的下落，从北京给他写来了一封信，问他愿否到北京的某重点大学，也就是对方任校长的一所大学去谋人生的发展?正是国家高等教育开始大发展的年代，北京方面出台了吸纳高等教育人才的政策。

    他转忧为喜，喜不自胜。赶紧复信，表示极愿。毕竟，倘调往北京，意味着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不知为什么，此事拖了一年。在他大失所望之际，来了令他大喜过望的调令。

    调到北京以后，当年的老校长与他谈了一次。对方由于在二十二年前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晚上，替他辩白了几句，便被认为有包庇“右派言论”之嫌，以后一直受着政治冷遇。“文革”中新账老账齐算，于是被打成“黑线人物”，罢官撤职……

    老校长说当年很对不起他，明明是指示他“引蛇出洞”的，却不料把他也定成了“右派”。而且，自己也没保护得了他。

    他说其实自己当年很对不起老校长。“引蛇出洞”有许多种方式的嘛，是应该很好地讲究一下政治的艺术性嘛。是自己利令智昏，一番发言酿成了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还牵连了老校长，以及十余名学生。这个沉痛的教训是一定要永远铭记的。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于是两人理解万岁，彼此执手，相向唏嘘不已。

    老校长又说，由于他是典型“右派”，他的进京对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件慎重之事，所以拖了一年之久才批下来。还说，诸方面对他平反之后的言论表现都是满意的，甚至是欣赏的。这使他不禁暗自庆幸，觉得虽曾引起过许多人的反感，却是值得在言论上那么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