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钱的那个小厂一样，夏季里不知被雨水淹了多少次。

    l979年，时隔五载，我第一次从北京回去探家，帮助母亲从家中清除破烂东西，打床底下拖出那一只挺沉的箱子。它布满了滑溜溜的霉苔。

    我问母亲：“妈，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呀？”

    母亲看着，回忆着，和我一样想不起来。

    “妈，把打开这镇的钥匙给我……”

    “妈也记不清楚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了，你试吧！”

    母亲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给我。

    镇已锈死，哪一把钥匙也打不开。最后被我用砖头砸开了。

    掀开箱盖，一股霉味直冲鼻腔。一箱子书成了一箱子发黄的碎纸。

    碎纸中有几个粉红色的小小的生命在钻动，像刚刚被剁下来的保养得极润的女人手指。

    我砰地关上了那箱子盖，并用双手使劲按住，仿佛箱子内有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

    即使将世界装在那样一口箱子里也是会发霉的。

    一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啊？”

    母亲困惑地又问了一句……

    父亲带着一间受了伤害的心离开北京回四弟家中去住了，我致信三弟希望母亲能到北京来住。这是1985年的事。算起来我又六年未见母亲了。父亲的走，使我更加想念母亲。我心中常被一种潜在的恐慌所滋扰，我总觉得一个不可还免的事实伏在距离我很近的日子里，当它突然跃到我跟前时，我不知我如何承受那悲哀和内疚和惭愧。

    母亲便很快来到了北京。

    母亲是感知到了我的心情么？

    我和妻每夜宿在办公室，将我们十三平方米的小小居室让给了母亲和安徽小阿姨秀华和我们三岁半的儿子。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夜夜挤在一张并不宽大的硬床上。

    母亲满口全是假牙了。

    母亲的眼病是更严重了。

    “你是她什么人？”

    在积水潭医院眼科，医生对母亲的双眼仔细检查了一番后，冷冷地问我。

    “儿子。”

    “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才来看？”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弟弟妹妹们为了治好母亲的眼睛，已是付诸了许多儿女的义务和孝心。我也听出了医生话中谴责的意味。

    “眼翳是难以去除了，太厚，手术效果不会理想的。而且也极可能伤到瞳仁……”

    “那--至少，是应该植假睫毛的吧？……”

    可怜的母亲，双眼连一根睫毛也没有了！丧失了保护的眼睛常被炎症所苦。

    “应该想到的事，你不认为你想到的有些晚了么？眼皮已经这么松弛了，植了假睫毛还是会向内翻，更增加痛苦。”

    “那……”

    “多大年纪了？”

    “67了。”

    “哦，这么大年纪了……。开几瓶常用药水吧，每天给你母亲点几次，保持眼睛卫生……这更现实些……”

    我搀扶着母亲，兜里揣着几瓶眼药水，缓慢地往医院外面走。

    默默地我不知对母亲说什么话好。15岁那一年，我去到母亲为养活我们而挣钱的那个地方的一幕幕情形，从此以后更经常地浮现在我脑际，竟至使我对类似踏破缝纫机的一切声音和一切近于褐色的颜色产生极度的敏感。

    “儿，你替妈难过了？别难过，医生说得对，妈这么大年纪了，治好治不好的又怎么样呢！……”

    8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15岁时数量多的‘书”--卡通连环画册、《看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人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一类宣传。如这等样的书，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