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日本警视厅特高科的便衣。”

    “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茅盾觉得刚刚踏上日本土地，就被盯上了，不可思议。

    陈启修笑道：“你还不算有名么？中山舰事件时你在广州，去年你在武汉，都是被人注意的目标之一，日本人的情报部门怎么会找不到你！他们一定有你的相片，大概你到神户时，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不用担心，你来日本，如果是避难，没有其他活动，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茅盾一听，舒了一口气。又问道：“你怎么认识他？”陈启修把自己刚来日本时的情形说了一遍。茅盾心想，原来如此。

    到日本后，茅盾面临着生计问题。原本想学习日文由于生计问题他只有写作。

    当他提起笔来时，脑海的人物故事便一个个地跃出来，尤其是那秦女士的生活，本身就是小说素材。去日本写的第一个小说是，时间是7月8日。

    由于和陈启修住在一个旅馆里，二人一起谈天，一起外出，陈启修便成了茅盾的翻译。有一次，二人去逛地摊，茅盾买了一本关于北欧神话的英文书，使茅盾的孤独有了一丝慰藉——可以借此消磨岛国的寂寞！寄出以后，茅盾又写了《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对前段时间文坛上对“幻灭”、“动摇”、“追求”的批评，来个答辩，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自己创作思想情绪，和对文艺的看法。

    认为革命文艺必须是革命的文艺而不是革命的标语口号；其次是读者对象问题，即阅读革命文艺的读者是哪些人？或者更清楚地说，是哪个阶级或阶层的人，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文艺技巧问题。茅盾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从牯岭到东京》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以后，立刻引来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们的围攻。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称茅盾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自然，他们也不知道此时的茅盾，已是亡命日本。

    冬天来了，岛国的冬夜是何等的漫长，冬天的雾更令人愁肠百结，茅盾写了不少从秦女士那里听来的故事小说，也从地摊上抱回一些神话书籍，关上门研究，晚上请陈启修给教日文，没有多少时间，背了50音图，会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在本乡馆住了5个月，“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瞌睡而已，更无何等兴感。”在这样的心情氛围里，茅盾和23岁的秦德君同居了。这时，在京都的老同事杨贤江来信，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说那里生活比较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尘嚣，附近有余屋可以出租。杨贤江原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学生杂志》，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大革命时期，被党派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革命军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党的指示，于上年底带着新夫人和儿子到京都，担任中国留学生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以研究教育，著述为主。杨贤江十分同情茅盾和秦德君的处境，因此，热情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茅盾收到杨贤江的信，便和秦德君商量，二人都认为还是去京都好，或许那里可以静心创作，或许那里能圆秦德君的苏联梦。

    1928年12月初，茅盾和秦德君告别陈启修，双双坐火车去京都，在火车上，半年前的那个特高科便衣又来和茅盾攀谈。实际上是把茅盾移交给京都的特高科监视了。

    到了京都，茅盾他们才知道，在京都避难的，除了杨贤江夫妇外，还有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周宪文夫妇，四川学生漆湘衡夫妇等。茅盾和秦女士住四号门牌的那套平房。隔壁三号是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有一段时间三号四号合在一起开伙食，高尔柏夫人唐润英买菜，秦德君掌勺下锅。

    对这个居所，秦德君和茅盾都有回忆。秦女士的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