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意味、警世意味。茅盾在谈到创作动机时说：“我觉得‘五四’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许多向来不知‘人生为什么’的青年，但是被唤醒了的青年，此后所走的道路却又各自不同。像娴娴那样性格刚强的女性。比较属于少数；而和娴娴相反，性格软弱的女子，却比较属于多数。

    写这些‘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局，使大家猛省，也不是无意义的。在这一念之下，我就盘腿坐在铺席上写了短篇小说。“

    和环小姐不同，茅盾在《一个女性》中，塑造了另一类型的女性——琼华。琼华出生于破落望族，但她没有“时代女性”那样追求“性解放”，放浪形骸，追花逐蝶，在大革命后自甘堕落下去。她不卑不亢的个性，使她在小镇上成为中心，傲视那些卑琐的“小人”，后来，家庭发生变故，父亲酒后失火，葬身火海。从此，家庭一落千丈，来琼华家的人，只有一个郎中，后来连郎中都少来了。后来，琼华生病，奄奄一息中，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真的爱情。最后见到心底里藏着的恋人张彦英，才“软倒在母亲的怀里了”。

    这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的根源在社会，杨琼华因同情同学张彦英的身世，为社会所不容，受到流言的攻讦。张彦英被逼出走故乡后，杨琼华受到一批卑琐的人捧颂，而家庭变故后，琼华又被社会遗弃。但好强的琼华不甘心就此败落，决意报复。社会又不允许、世态炎凉，给琼华一副清醒剂，但毕竟迟了，待爱恋的张彦英赶到时，她已是弥留之际了。从人物形象来说，杨琼华和中环小姐都是在五四精神孕育下成长起来的年青女性。但性格不同，结局却都是悲剧性的。这种社会题材对初到日本后的茅盾来说。确实是驾轻就熟，中未表现的女性形象，带到日本表现，但没有日本风味，而全是中国气派。是茅盾1929年3月初作毕的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了一个男主人公林白霜和李惠芳、赵筠秋两个女性的恋爱心理过程。林白霜是经过大革命经历后失去方向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政治色盲者”，而李、赵两位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官僚。因而这篇小说是茅盾借恋爱外衣来揭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迷惘意识的一个侧面。小说中大量真实的、准确的意识流从茅盾笔下汩汩而来，显得十分真实。小说的象征手法，中国革命最壮丽的一幕落幕后的心态，曲致出来，散出无尽的韵味。这篇小说的主人翁也同样是女性，但她身处逆境却性格刚烈，无所顾忌。故事虽然是儿女私情，却也是表现同时代女性的一种类型：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一种心理扭曲的典型代表。

    《昙》中的强女士却又是另一种典型。她虽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但她依然是过去那种优柔寡断性格，她不敢爱所爱。当父亲把她当筹码嫁给新贵作姨太太时，她只有逃避。总之，茅盾在日本时，精雕细镂，营造了一座丰富的艺术长廊，创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们性格各异，出身不一。但似乎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激动过，参加过，面对大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她或沉沦，或奋斗，或追求，或放浪形骸，从而构成了不同性格的女性系列形象。

    茅盾在日本时，除写了一系列女性题材的作品外（《陀螺》也如此），还写了一篇风格迥然不同的小说《泥泞》，这篇小说没有像、那样，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飘逸，芬秀的书卷气，而满篇都是泥土气，正像题目所揭示的，弥满了一种湘鄂农村的泥土气。作品描写了一个村子里农民运动兴起时人们从怀疑到参与，以及农民运动失败后农运骨干被杀的事实。作品是大革命时期湘鄂农村革命的一个缩影。它把大革命从兴起、高潮、失败的过程，浓缩在几千字的短篇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革命在农民意识没有觉醒，对中国革命没有认识的情况下，难免不失败，因此，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同时又揭示了：革命队伍本身的不纯和单纯，又是造成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