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友见茅盾也来长沙，十分高兴，专门为茅盾的到达举行了一个欢迎会，特地邀请徐特立先生参加。这些友人还告诉茅盾，许杰、朱自清也在长沙。茅盾后来又专门拜访朱自清。两人还一起渡江游览岳麓山。

    此时，长沙文化界邀请茅盾在长沙“银宫”作了一次讲演。通过这次活动，茅盾认识了一个叫李南桌的文学青年。李南桌是个聪明绝顶的文学爱好者，与茅盾交谈几次后，深为茅盾赏识，并成为经常来往的“学生”。可惜李南桌在颠沛流离中死于非命。茅盾深为痛惜。

    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茅盾决定去武汉探个虚实。2月7日，茅盾到达武汉，此时的武汉已是热血沸腾，歌咏队、宣传队、演剧队，到处可见。标语、彩旗、大规模的工人、青年、妇女、学生的游行，十分热闹。茅盾心里又勾起十年前的回忆，此时此地此境，1927年的武汉何乃相似！

    对武汉这种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茅盾毕竟是见到过的。现在的茅盾已非十年前的茅盾了，没有那么多冲动了，更多的是冷静的思索。他想到了中共，走进了中共长江局（即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会见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自己受聘办《文艺阵地》杂志的打算计划，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活动方式，希望得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副主席听完茅盾的打算笑了笑，说，沈先生的打算很好，我们会动员作家支持沈先生，把刊物办得更好。后来指示吴奚如，凡是延安及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们写的文艺稿件，汇总长江局后，由吴奚如选择，然后交茅盾所编的《文艺阵地》发表。应该说，周副主席这个指示，是对茅盾的极大支持，在当时能享此条件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武汉，茅盾与生活书店谈妥办《文艺阵地》后，又去拜访老熟人董必武。董必武见到茅盾，十分高兴，问茅盾是否愿意在武汉工作，现在国共合作，如第三厅等，也许茅盾对十年前在武汉的经历还记忆犹新，表示还是去编杂志写小说的好。

    董必武也非常理解茅盾的选择，说：“这也好，我会尽力向你提供有关反映敌后斗争的稿件的。”

    有一次，茅盾与冯乃超相遇，冯乃超知道茅盾过去的经历，便问茅盾，“你想不想见见陈独秀？”茅盾一听，十分惊讶，“他在这里吗？”冯点点头，“我知道他的住址。”茅盾兴奋地说：“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十年不见了。”在冯乃超的陪伴下，茅盾去拜访陈独秀，十年不见，陈独秀明显地衰老了，他想不到会在这里见面，依然健谈，陈独秀高兴地对茅盾说：“我经常从你的小说里见到你！”茅盾请教他对抗战形势的看法，陈说，“武汉是守不住的，我们都得走。”又说“日本人一定会来轰炸武汉。”茅盾和冯乃超听了陈的分析后，不得不佩服地点点头。

    所以，后来茅盾向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徐伯听提出，《文艺阵地》的编辑出版地点移到广州，认为印刷条件广州比武汉好。而且，汉口并不安全，敌人如沿长江逆水而上，武汉是守不住的。茅盾的潜意识里，十分钦佩陈独秀对战事的分析和见解。

    在武汉那轰轰烈烈的日子里，茅盾依然冷静思考，写了9篇文章，对抗战文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包括抗战文艺的走向、趋势以及为抗战服务的形式问题等。

    2月19日，茅盾回到长沙，向陈达人一家告别，偕妻子儿女于21日登上南下的火车，直奔广州。临行，张天翼给茅盾送来一篇给《文艺阵地》的小说《华威先生》。24日到达广州，住在珠江边上的爱群大酒店。一到广州，消息传出，夏衍、潘汉年、叶文津、欧阳山、草明、于逢、蒲风、林焕平、林林等朋友都陆续来看望茅盾。战乱年头，友朋相见，分外亲切。晚上，萨空了又来看茅盾，他准备将自己主编的《立报》移到香港去出版，想请茅盾去香港帮他主编《立报》的副刊《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