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了，他们都有些尴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该来打扰他们，不该不信任他们，不该干预他们。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兴的小孩见到家长，虽然不得不表现尊重，骨子里却眼巴巴地希望家长不要打扰他们，赶紧离开。他在这班人的眼里读到的就是这种意思。

    他在声色俱厉的讲话中始终能够感到，这些人不过在表现敷衍的尊敬。刘少奇手中一直轻轻转动着铅笔，目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邓小平抬着头，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头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顶撞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

    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

    在紧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做出反击。他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出席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让全体都出其不意的讲话，他看着邓小平和刘少奇说：“你们一个是不让我开会，一个是不让我讲话。”他一手拿起《宪法》，“这是一本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话的自由。”又一手拿起《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权利参加党的会议。”然后，他把《宪法》和《章程》都放在桌上，沉稳有力地拍了拍，说道：“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参加会议？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讲话？我一讲阶级斗争，你们就不爱听，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你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这样想着，眼前又浮现出今年６月初的情景。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含威不露地坐在沙发上。这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显得相当恭敬了，两个人都坐在沙发的前沿，前倾着身子。邓小平用两肘撑着大腿，恭恭顺顺地看着他说：“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请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刘少奇也连连点头。毛泽东很平稳地说道：“还是委托你们主持一段工作，各种情况你们相机处理。

    需要我回去时，我会回去的，现在还没有那么要紧。“他当时在心里说：”文化大革命还没真正展开，你们就都变了个样。以前你们的得意忘形到哪里去了？“看着刘少奇、邓小平今非昔比的恭敬目光，他深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造成了工作组大面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状。他游泳、看书过了半个夏天，可以出来收拾局面了。他一瞬间想起自己写的一首词：”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眼前的汇报还在进行。他既是在听具体汇报，也是在享受听汇报的感觉。眼前这班人才是真正随着他的号令闻风而动的力量。一个领袖失去了令行禁止的权威，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少奇、邓小平６月初在杭州露出的那点恭敬是迫不得已的表面态度，他们有他们的韬略，有他们的势力。眼前这班人却像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争先恐后地围着家长要糖吃。看着他们一个个急于汇报又有所谦让时，他甚至想到，政治家的天伦之乐就是身边总围拢着忠心耿耿的信徒。

    他又点着一支烟，吐着烟雾，更舒服地往后靠了一下。他的身躯比他们都高大，坐姿也更轩昂、舒展，他能站在一个比他们高得多的高度上听他们汇报，指挥他们。平等的权力没有中心。接近平等的权力也不能形成足够的权威。诸侯强大，天子不存。悬殊的权力才能造成真正的领袖权威。眼前这些人远没有羽翼丰满，他们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中具有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这样，他们对自己才能有绝对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