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倒总是在记忆中正对着他，他那张长大的脸，很高的发际，常常给你古代人扎束起头发的感觉。

    彭真的桀傲不驯是更令他不快的。离开理论的思考，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一幅把彭真、刘少奇这两个人物赶下台的画面。

    他问了一句：“彭真现在表现怎么样？”江青扭头看看康生，康生动了动那张多皱的面孔，回答道：“没有写出更深刻的交待检查。”毛泽东没有任何表示，缓缓地抽着烟，让烟雾在客厅中有如千军万马铺展开。

    １９６５年９月至１０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曾经别有深意地讲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讲这话时，他注意到彭真毫不在意地抽着烟。后来他问彭真：“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看着他想了想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但话中有着顽固的保留态度。毛泽东心中掠过一丝冷笑：对彭真这样的人物，很难晓之以理，只有晓之以利害。毛泽东在那时已经准备好了一枚重型炸弹，那就是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和张春桥、姚文元联合炮制，姚文元执笔的，前后十易其稿，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

    当它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文汇报》发表之后，全国和北京的各主要报纸在彭真等人的控制下竟不予转载，毛泽东至今还能体验到自己当时的愤怒。北京在彭真等人的把持下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要打破这个独立王国，批吴晗就是为了打掉彭真。

    当１１月２９日、３０日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毛泽东知道，文化大革命终于由此打开了突破口。政治上的反动人物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今年２月８日，彭真拿着一个《二月提纲》「2」到武汉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他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问话的结论不言自明，彭真却说：“不能算。”这是彭真又一次顽固的政治对抗。当时，他虽然含威不露，却在心中对这个与自己同样高大的男人产生了极为仇视的情绪。他知道，凭体力自己不可能打倒他。凭面对面的谈话，也不能压服他。

    他既不动手，也不动嘴，依靠的是政治。他在一般情况下绝不会勃然大怒地批判对手，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对手，他所要做的是把手中的力量调动组织起来，从从容容地解决问题。他想到自己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讲的话了：“对这样一个政权，就要不断地清洗坏人，像剥笋一样不断地把皮剥下去。”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不用说，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这样被剥掉了，现在又剥掉了彭、罗、陆、杨，今后，无非接着剥就是了。

    汇报听得差不多了，他摆了摆手，对江青等人说道：“你们把几个大学反工作组的材料留在这里，我看一看。另外，转告刘少奇，明天让他主持一个情况汇报会。你们把情况在汇报会上再谈一谈、议一议，问题不难解决。”他指着面目严肃的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不要杞人忧天，天塌不下来。”众人都笑了，纷纷起身告辞：“主席，您早点休息吧。”毛泽东拍了拍茶几上刚刚堆上来的材料，从容大度地起身说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我连夜完成你们交给我的这些任务。”

    众人恭恭敬敬地走了，江青走在最后，转身对毛泽东说：“主席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毛泽东摆了摆手：“你们就准备去情况汇报会上放炮吧，我先看看材料。”江青顿了顿，想说什么，又觉得不妥，走了，边走边挽住小护士李秀芝亲亲热热地交待着什么。

    人散尽了，毛泽东在客厅里踱了几步，在沙发上坐下。他拿起茶几上的材料，翘起腿，把材料放在膝头，一边看一边举起右手。李秀芝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