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钱的方法，以及喜悦和痛苦的反应，如此等等，都是一系列的由上代至下代的传递行为。对这些行为稍加分析，即可发现一致性和普遍性，但这些行为都深深地潜藏于意识的表层之下。正是这种未加标定的、非言语的、无意识的特征，给前喻文化以及所有含有前喻特征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稳定性。

    如果在成年时期学习一种新的文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前喻型学习也可能会占有很大的比重。从来没有谁正正经经地教导那些外国来的移民该如何行走。正如一位第一次购买侨居国服装，但却不知道该如何穿戴的妇女一样，她开始穿上街上其他女人穿的那种古怪的服装时极不舒服——这种衣服是套头式的，而不象原先是开襟式的，但随后她也会慢慢适应这种服装式样，并因此而具备侨居国妇女的绰约风姿。其他妇女对她的反应也是无意识的，她们把新来者当成自己人，而不当成陌生人，带她进入寝室，并进而十分信任她。如果是一位男子穿上侨居国的新式服装，他会懂得站立的时候什么场合下能够、什么场合下不能够把手插在口袋里，以免引起他人的评头品足，甚至招致他人的不满。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在许多方面就象生活于本土文化中的儿童的学习过程一样，他们学些什么不会受到特殊的训练和指导，因此也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而居住在这位陌生的外来者附近的居民，就象终生生活在单一文化中的老人一样，也很少会对自己的习惯行为发生疑问。

    这两个条件，即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似乎是前喻文化得以保存的关键因素。前喻文化能够在自我意识的混乱和反叛之后一次次地得以重建，说明了前喻文化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文化，即它所保留下来的内容，至少绝大部分对于当代人和他们数千年前的祖先一样，具有同等的效力。所有存在于古老的手稿和历史之中，存在于档案和法典之中的差异和矛盾，都能够为同样经得起分析的系统所重新吸收，因为没有人对这些差异和矛盾提出疑问，它们潜藏于人类意识的表层之下。

    这些未经分析的文化行为愈是接近观察者的行为，人们对它的分析便愈加困难，甚至对于那些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也莫不如此。二次大战期间，除了那些运用不同的观察方法对日本、中国、缅甸和泰国进行文化分析的观察者（人们称其为“中国通”）之外，其它地区的观察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但是，一旦将文化分析应用于欧洲文化时，便会引起那些乐意对亚洲人和非洲人进行分析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欧洲文化包含了许多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相似的未加分析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对进行自我分析，把自己看成是未受文化之局限、行动自由的个体的欧美国家的成员，都反对进行与其相关的分析，比如，反对研究者对德国、苏联或英国文化进行分析。

    与此相应，如果人们对以前喻方式建立的特殊文化行为模式进行的分析既未超越他的社会文化背景，又恰好符合他所具有的知识水平的话，那么这种分析也往往会使人产生豁然开朗的顿悟之感。人们总是认为，其他人在体质上、社会进化的层次上和他们有所不同，因而在遗传方式上也必然不同于他们。这种未加分析的盲目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但人们却可能竭力地宣称，他们所信奉的是种族和阶级以社会的而非遗传的因素所决定的科学论断。人际之间的差异无论何时都将存在，而人们仍将死守着遗传学的解释。那些认为其他人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这种差异是先天遗传而来的。因此，当个人最终能够接受对具有相同体质的法国人或德国人的不同行为所进行的文化解释时，在他们的眼里，文化的差异将是最为真实的差异。

    这种深蕴的、未加分析而又模糊不清的执拗，是从那些从不发问的长辈和移居新的文化中的成员们那里学来的。如果对文化的理解能够既成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