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这一概念来自中国，但日本人走得更远。日本政治家轻而易举地把全体国民忠诚的对象转移到天皇身上，古老的民间传说，即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无疑是起了些作用的。但这一传说并不像西方人想的那么重要。其实那些完全否定神的存在的日本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应该忠于天皇。东西方的观念差异在这里又明显了起来。

    西方认为神就是至上，是等级的顶峰。在人与神之间，日本人的距离更近。每个日本人

    死后都会变成神，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日本对天皇的忠诚，更大的一个因素是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它万世一统，继承皇位。西方人不相信这一点，而且日本的继承规则也与西方不同，但这种挑剔对日本人无效。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皇室就是“万世不变”的。明治维新之前，反德川的势力就是利用了“万世一系”的情况，而不是天照大神理论。

    近代日本作了种种努力，使“忠”的对象转向具体的人并且特指天皇本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天皇，是一位杰出、威严的人，他长期在位，自然地成为臣民瞻仰的国体象征。他极少在民众面前出现，仅有的几次露面，都隆重地布置仪式，极尽尊荣。群众匍匐在地上，没有发出丝毫声响，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看上一眼。二楼以上的窗户全部遮闭，以保证任何人都不得从高处俯视天皇。他和高级顾问的接触也严格按等级进行。日本没有天皇召开执政会议的说法，而是少数特权的“阁下” 们，“受赐拜谒天皇”。他难得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所发的诏敕内容都是有关道德、节俭；或者是安抚民心。当他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几乎成了一座大寺院，所有的老百姓都在为他虔诚祈祷。

    通过这些方式，天皇凌驾于国内一切政治纠纷之上。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越一切政党政治一样。我们对国旗设置了某种仪制，并认为这种仪制不适用于个人。而日本人却充分利用天皇这个最具象征的人的价值。人民敬爱天皇，天皇也作出反应。老百姓听说天皇“关心国民”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使陛下放心”，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像日本文化这种完全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的文化中，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教师如果教育学生说人的最高职责就是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他会受到指责，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忠”在臣民与天皇之间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的忠诚直接针对天皇，其间没有中介，他们自己用行动来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是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者之手，一级一级传到他们耳朵的。“这是天皇御旨”，这一句话就可以唤起“忠”，其强制力要超过任何现代国家的号召。罗里先生曾描述这么一件事：在一次日常的军事演习中，一位军官带队出发时下令，不经他同意不能喝水壶里的水。日本的军队训练，非常强调能在极困难条件下，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那一天，由于口渴和疲劳，有20个人倒了下去，其中有5人死亡。打开死亡士兵的水壶一看，里面的水一滴也未少。“那位军官下了命令，他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

    在民政管理中，“忠”把一切都管了起来，从丧葬到纳税无所不包。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尽忠的中介。按照日本人的观点，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习形成强烈的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法律———从规定停车的尾灯标志到所得税的税率，都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都会引起国民的不满。联邦法律更受到加倍的怀疑，因为它干扰各州的立法权，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许多国民认为，对那些法律，无论怎样反对，也不能满足国民的自尊心。因此，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无法无天，美国人认为日